冷战结束后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作。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发生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前两大贸易国之间，涉及的关税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超乎想象，导致国际贸易体系和通行贸易规则遭受严重冲击。5年过去了，美国仍没有停止对华贸易战的迹象，也没有回归贸易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举措，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越长，对国际贸易体系的破坏程度就会越大。

肆意破坏全球贸易规则

　　WTO被广泛认为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基石，为各经济体间开展贸易提供了规则基准，因此也被视为二战后经济体系的关键支柱之一。对成员而言，它通过可预期的规则、稳定的规范和被普遍认同及遵守的制度，确保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开放，并且维持了各国市场的准入。WTO作为制度平台，还可以组织制定新的经贸规则，推动成员进行新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及对成员贸易纠纷进行仲裁。

　　美国作为WTO的创始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设立者，现有通行的贸易规则一开始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很难确立。既然国际贸易规则对成员之间的贸易行为有着较为基本的规定，美国应该遵守这些规则。事实上，美国对华贸易战很重要的经济动因之一，就在于华盛顿认为和中国所达成的入世协议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试图绕开该协议，想要中国接受新的标准和要求。

　　一方面，美国蓄意破坏WTO机制，损害WTO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权威性。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核心功能之一，发挥着裁决的“定分止争”作用。该机制由7名成员组成。但美国在上诉机构成员连任和遴选方面蓄意阻挠，持续阻止争端解决机制启动上诉机构法官甄选程序，致使当前争端解决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转，导致WTO争端解决程序被阻塞。美国之所以阻碍上诉机构成员遴选，进而瘫痪争端解决机制，有多方面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美国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不符合其利益，蓄意将其瘫痪，以便可以没有约束地推行单边主义贸易政策。

　　另一方面，当美国发现无法从WTO条款中为自身主张获得正当性，不能在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中找到用以支持其对华贸易诉求的内容时，就绕开WTO，动用国内法对其他国家实施贸易打击。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也体现了美国的规则傲慢。美国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征收巨额关税，便是如此。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利用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232节对更多国家征收保护性关税。

　　美国双标地利用国际规则危害巨大。一是，被美国强力撕破的规则缺口，成为全球贸易规则正当性的漏洞；二是，其双标行为对一些国家产生了错误的示范效应，破坏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自由市场秩序，阻碍了世界贸易的持续发展。

扩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美国对华贸易战肇始于针对技术转移、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领域问题的“301条款”调查，本质上就是单边保护主义行为。拜登政府在关税措施到期后非但没有取消对华加征的高关税，反倒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在贸易战之外还推动对华科技打压，美国已经由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代表。

　　美国长期对农业进行补贴，是全球最大的农业补贴国。特朗普执政后，加大了对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补贴。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为保持国内就业，增强制造业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回流，更大规模地实施产业补贴政策。仅2020年，美国政府就提供了近600亿美元补贴。虽然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直接使用世贸组织所规定的禁止性补贴，注重市场化运作，但还是存在大量违规行为，或被世贸组织认定为属于禁止性补贴，或者受到其他国家的反补贴调查，引发广泛指责。

　　2022年美国政府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以及《通胀削减法》，更为集中地暴露了美国产业补贴以及歧视性贸易政策，给全球相关产业公平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严重损害其他经济体利益。《通胀削减法》将提供总额高达3690亿美元的补贴，用以投资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建设等，借此扶持相关行业国内发展。这些补贴行为规模巨大，专项补贴性质较强，排他性和歧视性明显。

　　其他经济体明显感受到美国借助相关法案提供补贴的意图，也面临着美国强烈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否则将被迫吞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苦果。例如，欧盟在表达对《通胀削减法》的关切态度之外，还做了两手准备。一是表示将调整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提供欧盟内部的新补贴措施，抵御美国政策的损害；二是加强与美国在敏感条款上的协调，试图把欧盟纳入美国的补贴范围，以减少该法案对自身的冲击。问题在于，哪怕最后欧美经过协商达成了共识，美国补贴对美欧之外其他国家的损害又将如何弥补？其他国家可能也不得不提供相应的国内产业补贴，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多国家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扩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推动贸易关系阵营化

　　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迄今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辅之以其他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贸易措施。“价值观”绑定经贸议题成为对华贸易限制政策的新选择，这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单边突破；推动贸易关系阵营化，将撕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制造全球贸易体系大分裂。

　　为更好服务于美国对华贸易战目标，美国极力放大贸易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实施贸易政策“价值观优先”，大力推动贸易关系中的“价值观”内嵌，宣导贸易政策价值观化的“政治正确”。此外，在全球贸易、气候变化、投资、数字经济等议题上，拜登政府力推“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形成贸易领域的价值观壁垒，作为非市场壁垒的升级举措。

　　拜登政府把本不属于贸易范畴的所谓“人权”等议题，纳入到贸易政策的内在要求中，弱化国际贸易行为的“交换”天然属性，人为凸显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属性，强化对贸易政策进行泛价值观审查。拜登政府还大幅升级了对中国所谓“违反人权”等行为的贸易执法力度。在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海关检查和许可证发放等具体贸易政策领域，拜登政府对所谓“违反价值观”的行为实施更为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给中国相关企业和个人形成压力，增加经济成本和政策风险。

　　此外，贸易关系阵营化正在成为美国对华贸易竞争的新选项。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盟友在对华贸易战中的战略作用，意图拉拢一些盟友国家形成新的贸易阵营，扩大对华贸易封锁圈，以此放大美国的对华经济优势，进一步扩大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

　　在北美地区，华盛顿推动更新美墨加协定，并在其中注入“毒丸条款”，限制与中国合作。在欧洲方向，美国和欧洲共同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下设十个工作组，加强两者在技术标准、供应链、信息通信、数据治理、技术使用以及投资审查等领域的协调，着重解决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冲击。在印太方向，美国力推“印太经济框架”，谋求在贸易、供应链、绿色经济以及公平经济等领域设定规则，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规则影响力，对冲中国的影响。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情况下，跨区域及区域内合作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但是美国推行的贸易竞争策略，利用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尚余的领先优势，带有显著的“小圈子”色彩和“盟友化”特征，排他性极强，企图构建“弱中国化”甚至“去中国化”的新产业链分工体系。这种蛮横的重塑将对既有的全球贸易带来负面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遭受破坏，出现收缩甚至局部断裂的情况。不同的贸易集团一旦成型，封闭性和对抗性增加，全球正常分工协作势必受到干扰，阵营化和碎片化加剧，这绝非世界贸易之幸。

　　总之，美国作为原有自由贸易体系的设计者，当面临若干新情况及新挑战时，应该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团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国家，通过协商治理来促成贸易规则进步和贸易利益优化实现共赢，而非通过对华贸易战等极端方式进一步瓦解、摧毁原有的贸易体系。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