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2024-03-01）

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渐趋白热化，有关总统拜登正在拉拢流行音乐巨星“霉霉”泰勒·斯威夫特等名人为其助选的传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围绕斯威夫特的“阴谋论”也层出不穷，包括传她是五角大楼的秘密特工等。最近几天，拜登还在参加一档脱口秀节目时被问及是否与斯威夫特存在和助选有关的“阴谋”，但他拒绝直接回应，而是笑答“这是机密”。不少分析指出，斯威夫特给选举政治带来的可能影响表明，政治娱乐化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笔者认为，“霉霉效应”或政治娱乐化现象折射出美国政治一些更深层次的面向，也为我们理解美国政治演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概言之，这些面向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文化战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进一步扩大化，二是价值观认同作为政治选举动员工具变得更加重要，三是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以及“信息茧房”盛行的背景下加速美国政治“后真相”时代的演进。上述面向的出现，都在进一步加剧美国民主的退化和衰败。

首先，已经成为美国一个标志性文化娱乐符号的斯威夫特粉丝众多，她的政治立场及言行带有明显示范效应，使得文化与政治的联结更为紧密，在大选的特殊背景下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的“文化战争”。近年来，以多元文化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冲突不断加剧为特征的美国政治—社会矛盾持续激化，“文化战争”成为美国两党博弈尤其是选举较量的一个核心议题，也是形成所谓“两个美国”分裂局面的典型体现。

无论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还是边境移民危机导致的联邦与地方权力斗争，都表明社会文化议题已经广泛和深刻地介入政治领域，从而将对美国的政治选举产生巨大影响。从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到2020年总统大选，斯威夫特就曾多次在政治议题上发声，表现出支持民主党、声援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到了今年大选，斯威夫特背后庞大的支持群体、尤其是忠诚度较高的粉丝，有可能会通过自身政治投票行为以及参与一系列由多元文化主义主导的社会活动，成为美国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进而推动“文化战争”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继续上升。

其次，与“文化战争”烈度渐增相关，价值观认同在美国政治尤其是选举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成为党派极化不断加深的关键推手，这一点从斯威夫特对支持群体的巨大号召力导致“粉丝政治”可见一斑。本质上，“粉丝政治”是国内政治动员的一种形式，也是美国政治日益朝着“部落化”趋势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形式与趋势的产生意味着美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基于共同价值观偏好而产生的政治认同，已经超越具体的经济社会议题，从而构建起了彼此尖锐对立的政治圈子和联盟，使得观念冲突、身份对立和“标签化”的政治斗争取代传统的公共政策讨论。

其结果是，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妥协的难度成倍增加，达成共识的空间日益缩小，“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成为常态。因此，共和党内民粹派甚至特朗普本人对斯威夫特的舆论攻击，一方面反映出美国两党及其背后不同政治社会力量之间深刻的价值观对立，另一方面也表明共和党担忧民主党利用斯威夫特等公众人物进行价值观动员将会显著提高其粉丝群体的投票率，从而影响大选结果，尤其是在两党竞争最为激烈的少数关键摇摆州。

再次，虽然美国一些保守派坚信存在拜登借助斯威夫特影响今年大选的“隐秘行动”，但随着拜登本人不置可否，相关传闻继续停留在猜测甚至阴谋论层面，因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民主党已经展开类似的主观政治操作。这一现象不禁让人联想到近年来美国政治中一系列阴谋论及其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从特朗普政府执政开始，无论特朗普本人经常将主流媒体报道冠之以“假新闻”，还是围绕2020年美国大选合法性的巨大争议，都反映出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政治和社会日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茧房”，其中不同的“政治部落”和选民群体只相信符合自身价值判断的信息和言论，而对其他内容嗤之以鼻，这就导致层出不穷的阴谋论迅速在美国国内盛行起来，真相是什么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偏好。其结果是，美国政治愈发步入所谓“后真相”时代。在“霉霉效应”这一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真正关切的也并非事实真相，而是这种效应会给各自的政治选举带来哪些影响，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效应谋求自身政治利益。

总之，从近段时间以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斯威夫特为民主党助选甚至相关阴谋论中，我们可以瞥见美国政治演变的更多复杂面向。进一步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些面向更加清晰地感知到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败正在加速。政治选举娱乐化、竞选动员极端化、价值观对立尖锐化和阴谋论盛行带来的“后真相”化，将进一步动摇美国民众乃至国际社会对美式民主政治的信心，美国的国家形象和领导力也会在此过程中遭受更多损害和削弱。（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