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就在两个月前，基辛格还在调停俄乌冲突。

当地时间9月24日，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访问美国期间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上述消息。

基辛格曾于7月访问中国，还于9月23日线上出席了外滩金融峰会。南方周末曾推出《调停俄乌冲突，百岁基辛格的功绩与争议|智库视点》，现旧稿重推，以示纪念。

基辛格为何仍活跃

当今世界正面临巨大的风险，与冷战以后的所有风险不同。以前的风险，无论是美国出兵阿富汗还是伊拉克，都发生在世界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危险升级的可能性不大。而这一次，则变成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对垒，变成了发生在核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抗。

一方面，俄乌冲突及其背后的俄罗斯与西方大博弈，对冷战后世界秩序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俄乌冲突标志着冷战后世界秩序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这也是俄罗斯与美西方阵营之间在冷战后的第一次间接对垒。

根据叶尔马克的描述，基辛格在会面时对泽连斯基说，“在这场战争之前，我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我担心这会启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进程（冲突爆发）。现在，这一进程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让乌克兰保持中立的想法已不再有意义”。

这已不是基辛格第一次提及乌克兰加入北约。5月17日，《经济学人》刊发了对基辛格专访的内容，基辛格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他还说：“乌克兰应继续受到欧洲的保护，而不是成为一个靠自己保护自己的孤立国家。”对于俄罗斯，基辛格则说，“如果我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谈，我会告诉他，乌克兰留在北约，他也会更安全。”

对俄乌冲突，基辛格呼吁各方坐下来开展外交谈判。他警告说，如今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即大国军事关系主导了他们的地缘政治考量。俄乌冲突因此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全球冲突，外交谈判将“愈加重要”。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发生质变，冲突开始替代合作，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题词。

因此，以中美俄关系为代表的世界大国间关系，已经非常危险。

在此背景下，基辛格对中美关系越来越忧虑。

据新华社6月16日报道，基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美关系正处在“悬崖之上”，“目前的关系轨迹必须改变”。后来，基辛格又称，中美冷战如今“正走在山路”上。基辛格认为，中美“双方都确信，对方构成一种战略威胁。我们正在走向大国对抗”。这是一个“不应该继续”的进程。中美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将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此基辛格积极斡旋俄乌冲突、拖着老迈之躯访问中国，就是试图在稳定中美关系再发挥余热。

为何是基辛格？

在美国，有影响的战略家也不少。对国际局势感到忧虑，试图推动俄乌关系、中美关系改善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为何是基辛格，而不是其他人？

一方面，基辛格对美国有一种迷信式的崇拜和使命感。作为一位逃离纳粹政权的德国犹太人，能在美国身居高位，是美国成功故事的一个典范。这也使得他对美国一直感恩戴德。他曾经写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同样慷慨的精神和没有恶意的东西。”这种对美国的近乎感性的感谢与崇拜，使得他在外交上不惜一切地服务于美国，致力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信仰，也不顾个人的毁誉得失，达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

另一方面，基辛格的外交成就，半数以上在中美关系方面。基辛格是美国由衰转盛的亲历者和操盘手。如果没有尼克松总统接受他的建议，破坏中苏同盟，把美国的战略重点从亚洲转向欧洲，美国将很难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冷战的胜利。

在他进入美国政坛时，美国正经历二战后的最低谷，同时经历对外战略、经济和社会三重危机。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不能自拔；经济困难，美元失去兑付黄金的能力和信誉；国内社会混乱。

在基辛格离开美国政坛的时候，美国已经成功地把中国从美国的敌人转化为美国对抗苏联的“友好的非盟国”。美元虽然不再能与黄金自由兑现，但重新与石油贸易绑到一起，实现了从美元向国际本位货币的升级。美元从世界经济贸易的中介，变成了真正意义的霸权货币，变成了国际本位货币。

这些都使得基辛格具有独特性，是外交界的神话与传说。他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时代的象征

2023年6月16日，据新华社报道，基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治极化，眼下“过分关注”自身利益，其外交政策如果无法平衡美国和全球的利益，美国“将变得孤立”。

当年中美关系从敌对转向合作，根源是两国都必须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但是，如果没有基辛格的见识与胆略，中美关系也很难在那种恶劣的双边关系状况中，迅速重启。这种个人与时代重叠互动所产生的符号效应，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具备的。基辛格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时代的象征，具有不可重复性。

从历史上来看，那是中美两国困难时期，团结抗击苏联的时代产物。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时，正是苏联的上升期和强硬期，是中国和美国的困难时期。中美实现跨越太平洋、跨越意识形态鸿沟的握手，不仅造就了一段外交传说，也稳定了当时的世界局势，也提前注定了冷战的结局。

当年基辛格到中国来，就是看到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战略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要联络中国共同对抗苏联。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也因此成为冷战结束的最大受益者。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两国都得以摆脱安全顾忌，减少安全负担，专心发展经济。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以及美国在西方阵营内部的崛起，交相辉映。可以说，站在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的转折点上，是基辛格的个人幸运。

从个人层面来看，基辛格经常被称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把战略思维置于意识形态前面考虑。这把基辛格与美国当前以意识形态挂帅的战略研究者区别开来。但是，他并不是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事实上，他把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称为“自由的国际主义”，相当于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是把强调价值观、国际主义原则与基于国家实力的外交结合起来的产物。

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的国际主义，让他得罪了特朗普和拜登两位美国总统。2020年11月25日，特朗普解除了基辛格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顾问的职务。但是，他对拜登从阿富汗撤军也不满意，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背叛了从威尔逊总统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传统。表达这种言论的一个结果是，拜登继承了特朗普对基辛格的做法。

当然，美国战略界人才辈出，比基辛格年轻一代的战略界人士，很多也已经退出舞台。美国中青代战略人才，现在已在美国挑起大梁。

但是，年龄是基辛格一大优势。基辛格已经100岁了，已经超过了他的所有朋友和对手。基辛格是世界上唯一百岁高龄还在积极活动并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政治家。这使得基辛格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重复性。

基辛格可否复制？

基辛格是时代的产物。时代不可重复，基辛格就不可复制。

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形态变了。冷战时期，中国和美国的最大外部威胁都是苏联。中美为了自身安全，建立起跨意识形态鸿沟的准同盟体系，符合自身的利益。现在，随着中国史无前例地走入世界权力舞台的中心地带，中美关系也成为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外交的时代特征已变。基辛格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崇尚个人因素，迷信秘密外交。这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落伍了。

基辛格一生执迷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陶醉于从巴基斯坦秘密坐上飞机前往北京的惊险与刺激。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在高度透明和公开的自媒体时代，这些个人英雄主义的外交行为，都是难以再现的。

事实上，基辛格在美国的影响，衰落得比在中国要快得多。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很多美国人对基辛格曾经的贡献和功绩，也在进行反思与挑战。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根索早就说过，基辛格像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那样，“有许多立面”。

在美国，对基辛格有两种描述：一是骗子，这个人从来没有讲过真话，从来都讲模棱两可的话，几乎从来不对重大事件公开做明确的评论，这可能是他在国际关系界百年长青的秘诀之一。二是基辛格是记忆力绝佳的惊世之人。他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活字典。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对基辛格的描述也许更为准确，称基辛格为“记忆力绝佳的惊世骗子”。

最后，有一点非常危险。与主要成就在冷战时期的基辛格相比，现在的美国战略家们，基本都是在和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和平不再是国际政治的首要目标，而是国际政治的前提或背景，是不需要争取和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与基辛格对冲突前景的担忧相比，很多美国战略家似乎对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放在心上。

所以，基辛格不会有第二个，但基辛格担忧的危机，却是会不断重复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