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出于俄乌冲突长期化以及对华遏制等考量，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正在加大有关“重建国防工业”的讨论。一个国家军工企业的发展趋势，与其安全战略和国际安全环境直接相关。一般而言，发达的制造业虽是发达的军工企业的基础，但并不必然产生一个发达的军工企业。二战之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但并不拥有最强大的军工企业。

美国军工产业崛起于二战和冷战。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美国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美国经济的战时动员，把大量民用工业企业转化为军工企业，成为盟国的最大“兵工厂”。这也使得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开始登上舞台。冷战时期，美国军费开支非常庞大，占GDP的比例也非常高，很少有低于5%的。最高时的1967年，美国军费开支达到GDP的9.42%。庞大的军费开支滋养出一个庞大的军工产业，由此形成一个同样庞大的新型利益集团，在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总体转向和平状态。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随之下降。军工体系自然受到冲击。军事装备采购力度的下降导致不少美国军工企业向民用转型，有一些甚至直接倒闭。可以说，军工产业是冷战结束的最大“牺牲品”之一。

美国军工体系不仅面临“和平挑战”，同时还面临全球化进程以及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制造业的链条更长，也使美国军工生产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虚拟化推动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叙事的指引下，世界经济进入利润最大化导向的新时期。大量美国制造企业向外转移，冷战时期的军工复合体概念也逐渐被“金融-军工复合体”的新概念所取代。这两大变化，都推动美国把军工生产链条中的低附加值环节向国外转移，国际采购比重不断上升。

这就导致一边是美国军工生产中的一些原料和部件需要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其他国家采购。2017年，美国搞了一系列的关键矿产安全倡议、战略和清单。在清单所涉的35种关键矿物中，有19种的顶级生产商位于中国，占比超过50%。

另一边是美国军工企业对同际消费市场的依赖度上升。军费开支下降，导致美国军工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军工产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随之不断上升。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22年收入659.84亿美元，其中26%来自国际客户。雷神和通用动力2022年的国际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39%和17%。美国一共生产近5000架F-16战机，其中一半以上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现在，美军已经停止采购这一机型，但其他国家继续向美国采购。截至去年年中，美国共生产F-35战机约820架，其中美国拥有约600架，其他为美国的盟国所拥有。而且，随着美军装备过程基本完成，外国拥有的F-35比例将迅速上升。换句话说，美国军工产业链条的上下两端都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与其他产业一样走上国际化道路。

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之一。但现在，美国对军工产业的观念又在发生变化，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和恶化，导致中美军工产业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被破坏。中国是美国军工产业的重要原材料来源地，但现在美国对这些来源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二是俄乌冲突呈现长期化趋势，对军事装备的需求量超出预期。这让美国意识到，高科技武器系统方面的质量优势虽然可以取得局部战场的胜利，但并不足以压倒一个军事大国的数量优势。在以军事大国为假想敌的战争场景中，美军不仅需要“质”上的领先，在“量”上也不能落后。这就推动美国包括整个西方阵营在内军事装备发展观念的变化。

客观上，俄乌冲突的爆发给美国军工企业带来“商机”。2022年，欧洲军费开支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最高水平的480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3%。美国的军费开支也连年上升。2023年3月，美国白宫公布2024财年预算案，计划为美国国防部拨款8420亿美元，同比增长3.2%。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提出的最高军费预算。美欧军费开支的相当一大部分成为美国军工企业的新订单。美国一家智库曾估算，自俄乌冲突爆发到去年年底，美国军工企业从伙伴国家获得的军售订单总价值近220亿美元。美国生产“海马斯”系统的军工企业，产能增长一倍左右。

美国重新重视军工生产并非仅仅是对俄乌冲突的应急反应。一方面，美国存在重大战略意图。里根时期，美国曾用军备竞赛在经济上拖垮苏联。不少美国人认为，用增加军费来拖垮战略对手，比发动战争的综合成本更低。另一方面，这将对后冷战时代的战略平衡与和平局面构成严重冲击。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曾长期存在一种平衡：美国军事力量有质量优势，但无明显数量优势。这种平衡使美国和其他大国都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因而构成大国间的一种“战略互信”。一旦美军在拥有质量优势的同时谋求降低数量劣势，其结果将是导致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破坏大国之间原本就已非常脆弱的关系。这会增加战争风险，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不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