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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2003:都是主义惹的祸
王义桅

《联合早报》 2004-03-15

动荡2003:都是主义惹的祸
王义桅
问题VS. 主义
“9·11”一声巨响,炸开了禁锢多年的潘多拉之盒,释放了各种各样的“主义”,此后,世界便一直笼罩在种种“主义”的阴影下:先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主义,接着新保守主义粉墨登场,而后又是布什主义、单边主义、新帝国主义……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都深深地烙上了这些“主义”的印记。
新保守主义
“9·11”后,反恐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借反恐怖主义之机,首先披挂上阵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发源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一批民主党人不满党内主流脱离现实的做法,提出了对国内外课题的新看法,他们自称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派属自由主义,人们将其见解归为“新保守主义”,以区别于真正的保守主义。传到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脱离民主党,转由共和党人阐发。这些人多是饱学之士,常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标准周刊》指点江山,还有人还著书立说。
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有独特看法,1990年代以来,他们在外交政策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主张,并成为目前布什照单接收的外交政策。概括地说,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呈现为一个“单极世界”(新保守主义的独创词汇之一),美国应确立世界霸主的地位,并且利用它的军事力量惩恶扬善。
新保守主义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在单极世界里,美国只要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其他国家就会害怕、恐惧、举手投降,也就是所谓的“追随强者”(bandwagon)行为。他们相信,伊拉克战争将杀一儆百,迫使“无赖”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和朝鲜)检点行为,放弃支持恐怖主义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而“巴比伦雄狮”萨达姆兵败后,阿拉法特将不得不放弃对抗,巴以和平便可能实现,也就是说“通过耶路撒冷的道路要经过巴格达”。
2003年春的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的重大实验,也是其信徒推行国家重建、实施民主移植的冒险。
布什主义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国内的合法化,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便是所谓的布什主义——美国喜欢把把历任总统的外交理念奉为某某总统的“主义”。
小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为别于克林顿,在外交领域区奉行温和的现实主义。具体而言,他不赞同借人权干预他国内部事务,同时强调与盟国的合作关系。“9·11”后,情况急转直下,新保守主义信徒迅速主导了布什的外交班子,并着手修正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方针。对盟友,坐镇五角大楼的新保守主义者轻视结盟传统,大力推动新军事技术革命,锐意优化全球部署,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单独行动;对敌手,新保守主义摒弃现实主义的“遏制”主张,宣扬以武力 “先发制人”,他们认为,一旦“邪恶轴心”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敲诈美国,因此美国必须防患于未然,抢先发动战争进行阻止。这套理念后来逐渐演变为所谓的“布什主义”。
“布什主义”在2002年6月西点军校的总统演说中初露端倪, 3个月后,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得以全面阐发。它有两大支柱:(一)美国为维持无可置疑的军事霸权,将不惜一切代价;(二)美国保留“先发制人”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布什主义”区分了两个等级的主权:美国的主权和其他国家的主权;前者在国际条约和义务上享有优先地位;后者则要服从于美国的意志。这让人想起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单边主义
新保守主义者主张中东民主化,他们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在以巴问题上偏袒以色列政府。1997年,沃尔福威茨等人提出了“新美国世纪的主张”,宣称美国需要重新发掘它的军事力量和道德的透彻性,“需要向对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存有敌意的政权叫阵”。
这就形成了新保守主义和布什主义在实践中的策略,即以“先发制人”为表征的单边主义。这种策略直接影响了布什政府对超国家组织,如联合国和欧盟的看法。单边主义认定,国际或区域组织只会束缚美国外交的手脚,妨碍美国军事力量的有效运作,美国与其依靠他者,不如专注于新的威胁和机会。克林顿时期,新保守主义者们便曾“上书”要求倒萨,进而重绘中东版图,但未被接受。
在直接的反恐报复战争——阿富汗战争后,新保守主义的信徒们终于等到了机会,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国际社会的多边框架竟无法慑止。而伊拉克战争也便成了单边主义之战。
新帝国主义
单边主义的屡试不爽,催生和强化了新帝国主义。美国在伊拉克顺利得手后,饱受争议的新帝国主义一时间扬眉吐气。新帝国主义者坚信,美国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其财富强势不仅足够对他国实施“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更能完成“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
小布什向恐怖主义宣战,并以反恐战争之名贯彻一种激进的对外政策,其基本原则一早预示了今日世界的动荡。这些原则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国际关系是权力关系,不是法律关系;权力即公理,法律保障这种公理;美国是后冷战世界的无可置疑的主导者,因此有条件推广其观点、利益和价值;世界如果采纳这些价值,将会从中受益,因为美国模式已经证明了其优越性;克林顿和老布什政府没能全面利用美国力量的潜力,这一状况必须得到更正;美国必须找到一条维护其世界霸权的道路。
这就是新帝国主义者的国际等级观。他们把世界上的国家按照其“进化”程度分为三等: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对于主权尚未建构好或主权缺失的“失败国家”,现代国家完全可以对其进行“修理”,乃至实施主权移植手术。塔利班、萨达姆政权于是为新帝国主义所“正法”。
此外,新帝国主义也为布什政府的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政策提供理念支撑,以说服国内外民众。只惜,对待朝鲜核问题,新帝国主义若老虎瞪风车,一时无处下牙,只好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民生主义
应该说,新保守主义属于国内政治理念,新保守主义者仍是少数,他们在“9·11”后的得势有一定的偶然性。新保守主义国家化、合法化的产物表现在对外政策主张上就是布什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布什主义的外交手段突出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而为其行为造势或进行理论包装的是新帝国主义。这就是以上各种主义的关系。
当然,“主义”不限于此。2003年岁末,一种新的主义逐渐为世人所知,也就是民生主义。岁末的国际舞台,淡出了多位上世纪叱咤风云的强硬角色——萨达姆被推翻进而被俘,阿拉法特被围困进而边缘化,“狂人”卡扎菲干脆“face off”,宣布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条件同意核查人员进入利比亚检查。
这果真是伊拉克战争的威慑效应么?
在谈到其“变脸”的决定时,卡扎菲承认,伊拉克战争是一剂催化剂。但是,他始终坚持,该决定不是一味“消极被动”的应对,而是“积极主动”的调整。世界正在转变,国家安全不必依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说:“我们已经不需要这种武器了。”
2003年末,世界开始超越传统的安全与发展论。伊拉克和朝鲜的例子表明,如今时代变了,对小国来说,试图发展或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超越传统安全逻辑,着眼国际合作与国内发展,方为上策。
在卡扎菲“弃武”善举之前,12月18日,伊朗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附加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的核设施和相关地点。“民生”之光穿过世界反扩散之窗,予世人以鼓舞。
利比亚21日日表示,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是因为国内经济需要发展,人民生活需要改善。利比亚总理舒克里·加尼姆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把政策重点转向民生,这样的举动应该受到其他国家的赞赏与跟进。”印度和巴基斯坦近期趋向和解,也是出于同样的民生逻辑。这边民生主义“小荷才露尖尖角”,那边已是一支红杏出墙来——日韩决定2005年建成FTA,中日关系正酝酿着新思维……
2003年初,国际上“主义”的风寒刺骨。好在临近岁末,多边主义、地区主义的崭露头角,前景喜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北美、东南亚和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正向世人展现未来“主义”的魅力。也许,我们可以为这迟来的民生主义干一杯,因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以此祝福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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