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开始由正和博弈向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转化，全球治理赤字显著且呈现出快速加大的态势。未来5—10年，全球治理格局演化存在丛林竞争、集团化治理、平行体系和新一轮多边治理这四种情景。在此背景下，全球新兴技术出口管制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征。基于技术形态本身的变化、地缘竞争的推动及制度环境的变化，全球新兴技术出口管制的模式逐步由传统单一的物项管控转向全链条、体系化的能力管制。美国作为本轮新兴技术管制的主导者，自特朗普1.0时期开启管制布局，拜登政府进一步升级管制框架，特朗普2.0时期则延续对华技术遏制主线，呈现出高度功利化、交易化的政策取向。作为西方技术管制的核心阵营，美国与欧盟在管制目标、覆盖领域、制度框架与配套机制上高度趋同，但受战略定位、管辖边界、执法体系与政策工具的差异影响，分化为美国“单边霸权型技术遏制”与欧盟“区域合规型战略自治”两类范式。在跨国技术管制传导体系中，日本、荷兰、马来西亚等关键第三方国家形成了显著的管制中继效应，依托各自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差异化位势，分别呈现出寡头竞争留有余地、核心技术定点管控、被动合规跟随的执行模式。大国新兴技术和高科技博弈日趋激烈，中国应精准研判全球新兴技术管制的新范式与跨国传导机制，在坚决维护国家科技产业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构建适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兴技术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大国博弈;全球治理;能力管制;新兴技术;出口管制;第三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