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1日，吴心伯教授的最新论文“论中美大交易”(The Case for a Grand Bargain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由《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在线发表。

论文认为，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推动对华接触以来，中美关系曾两度完成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战略重塑。当前，两国正处于第三个潜在转折点，即建立一种符合现实需求的稳定双边关系。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经贸领域应成为推动“大交易”的首要突破口。中美经济高度互补，尽管经历贸易战、技术管制以及“脱钩/去风险”等政策冲击，双边经贸关系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因此，双方可在“对等性”（reciprocity）原则基础上推进互利调整：中方通过扩大对美采购、增加对美制造业投资等方式，换取美方放松出口管制并减少对中国民用企业的限制。鉴于全面切断与中国的技术与资本联系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市场利益，美方亦可通过减少对华技术流动禁令来缓和“技术战”；若美方如此，中方可在稀土及关键矿产出口问题上展现相应克制。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是制约“大交易”的主要障碍。然而鉴于双方各自的局限性，相关风险仍然可控：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局势管理需从单纯威慑转向由中美共同担保的和平机制，如重启“四方谈话”；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克制运用军事优势，更多通过双边与多边磋商管控争端；美国则应鼓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和平方式管理分歧、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并加强海上合作。对中美关系未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仍在于台湾问题。为避免冲突升级，美国应要求台湾保持克制，并利用其影响力防止台北采取任何公开的“独立”举动；中国则可通过减少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释放善意。

从更宏观的国际层面看，“大交易”还要求双方明确各自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分工。中国并非寻求彻底推翻由美国主导的现行秩序，而是希望在维护整体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改革部分多边机构增强效率并提升非西方国家的代表性。这一诉求恰与美国维持全球霸权意愿下降的趋势相契合。因此，美国需要适应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与亚太安全中分担更多责任，而中国则需以负责任方式运用其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以获取美方及国际社会的信任。同时这一进程也离不开对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的相应改革。

在美国趋于内向且其对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达成“大交易”可分阶段推进：谈判可以经贸合作为起点、逐步积累互信，并据此展开更复杂的地区安全与制度改革谈判。两国领导人近期互动已释放出推动重大交易的信号，未来的持续互动将为塑造“大交易”提供关键窗口。若中美能够把握这一机遇弥合分歧，不仅有助于重启双边关系，也将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稳定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