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特朗普‘美国优先’：实用主义者的文明冲突与霸权”，《人民论坛》2020年1月(上)
【摘 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主要成员，在言行及政策实施中表现出明显的文明冲突论特征。特朗普当局的两大政策目标，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维护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大致都可以用文明冲突论来界定。特朗普当局偏爱文明冲突论的简单易懂，实用主义地、有选择地使用其中的一些元素。
【关键词】美国 文明冲突 特朗普 对外政策
文明本来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战争和竞争双方或各方之间都不是以文明来划界的。在通常状态下，各国的外交决策层更关注的是国家安全、利益、地位和价值观等要素。文明特征及其相互间关系，虽然经常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大多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上。与此相比，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恐怖组织，在讨论和实施一些非常规暴力活动，如恐怖活动时，往往会强调文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开始变化。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间冲突将取代主权国家间冲突，将成为冲突的主要形态。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注脚。文明冲突论从理论向政策方向蔓延的动力也不断增强。但是，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后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都采取了明确措施来回避文明冲突论，压制文明冲突论转化为外交政策的冲动。这两位美国总统之所以压制文明冲突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一理论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显然认为：文明冲突论对美国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是不利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在文明观念和对待文明冲突论的态度方面，显然没有其前任们那样谨慎。
特朗普团队表现出显著的文明冲突论形象
在一开始，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文明冲突论调，主要是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早在2015年时，特朗普就呼吁要“完全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2016年11月，特朗普告诉CNN记者，“我认为伊斯兰教仇恨我们”。他任命的相应官员，如弗林（Michael Flynn）、班农（Steve Bannon）、篷佩奥（Mike Pompeo）和博尔顿（John Bolton）等，在这一问题上都与他立场相近，认为“美国正处于与极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文明战争之中”。弗林在其书中称，“一些文明在道德上与美国社会不对等”（not “morally equivalent”），并鼓吹要实施一套军事战略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去攻击伊斯兰主义者”。2016年8月，弗林称“伊斯兰主义这个地球上17亿人心中的一个邪恶的癌症”。班农早在2014年时就称，“我们正处于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全球战略的开始阶段”。弗林还称，“我们正处于世界大战之中，但只有很少的美国人认识到这一点，也只有很少的美国人知道如何记得胜利。” 2017年1月20日上台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只等待了一周时间就通过了“禁穆令”（全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
但是，随着特朗普逐渐进入工作角色，特朗普团队把文明冲突的范围也逐渐放大了，逐渐把冲突的对象扩大到非穆斯林群体身上。2017年7月6日，特朗普在华沙的演讲中称，“为了家庭，为了自由，为了国家，为了上帝”，“我们的价值将会占优势，我们的人民将会繁荣，我们的文明将会胜利”。他不再像是在宣战，而是已经像一位战时总统那样发言了。弗林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反美国、反西方的联盟，包括基地组织、真主党和伊斯兰国等组织，以及中国、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在一次采访时称，美国与中国之间进行的一次“长期的战争”，是一场“长期的竞争”，并且还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同样引人关注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因此，至少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及其团队主要成员，表现出清晰的文明冲突论特征。
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
从目前材料来看，特朗普的文明观念，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竞争，轻视合作；二是强调特性，轻视共性；三是强调等级，轻视平等；四是重视物质成果，轻视精神和制度成果；五是以个人为中心，并非真正地以文明为中心，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与此相对应，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按照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的话说，有四根支柱，分别是国家主权、对等（reciprocity）、责任分担和地区伙伴关系。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强调美国自身利益，轻视国际合作和国际机构。美国总统一定会维持美国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与其前任们并无区别。以前的美国总统，也曾不时对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表达过不满和失望。但是，以前的美国总统还是在实践和话语层面，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方面努力追求一种平衡。特朗普则对这种平衡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背叛或虚伪。
二是强调经济利益，轻视战略和政治利益。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并且主要集中在能够产生大量中低端工作机会的制造业领域。所以，特朗普非常重视商品贸易不平衡问题。这种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过度强调，甚至突破了传统的盟友与对手之间的界限。在特朗普看来，很多传统的盟友，在贸易问题上要么是美国的对手，要么是美国对手的帮手，如日本和德国等。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又非常地不讲“文明”。
三是重视身份和认同政治，轻视价值观外交。特朗普非常重视认同政治，重视种族、宗教等能够把人们相互区别开来的要素，而轻视民主、人权等非认同型、普世性价值观。特朗普在欧洲之行期间强调，移民“对欧洲很不利，正在改变那里的文化”。这个文化指的就是种族和宗教。白人种族，是特朗普及其执政核心团队中最重要的元素。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掩盖不了白人至上主义的真面目。甚至特朗普对很多国际事务包括海外军事行动不感兴趣，真实原因不是因为他爱好和平，而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认为那些地方不值得消耗美国的财富和生命。
四是重个人独裁，轻民主协商。现代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导致政治模式的迅速演变：一方面，民众有了直接表达政治诉求的能力，从而导致大众民主和民粹主义同时崛起；另一方面，政治家、尤其是非常规政治家也有了借助大众媒体而迅速崛起的机会。2015年6月，从无政治经验的特朗普正式参加总统大选，一年半后就成为美国总统，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这使得他有机会走出自己的一条政治道路，而不是遵循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与他相比，传统型的政治家则面临强大的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长久以来代表着西方民主政治的最优模式，她的持续执政保证了德国政策的连贯性，并且让德国保持着欧洲领导者地位。在她14年多总理任期内，德国GDP持续增长，2017年经济成长率2.2%，德国失业率从她接任时的11.7%，下降到2017年的5.7%。但是，在反对外来移民的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她所领导的基民盟选情如山倒，一些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则迅速崛起。
总体来看，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美国当前状况、国际形势及其个人的政治经历息息相关。他本人并不一定遵循某种特定的理论与逻辑。
特朗普团队偏爱文明冲突论的简单易懂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把世界文明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7-8大类，并认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最大。所谓文明观，就涉及对这些文明群体间关系的认识。具体来看，涉及到以下问题：一是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是和平的，还是冲突甚至是战争的？二是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是平等的，还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三是文明是独特的，文明群体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各自发展的，还是文明是普世的，相互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其实，特朗普阵营对文明冲突论，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本身并无明确的文明观念。
特朗普团队之所以呈现文明冲突论的特征，主要是因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理论，本身并不追求理论的周延和完备。例如，文明冲突论并不能解释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矛盾，也不能解释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理论缺陷并不能掩盖文明冲突论的魅力。越是简单化的理论，观点就越鲜明，就越易为民粹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所接受。其实，特朗普团队喜欢的是文明冲突论中的差异、矛盾、竞争等概念。
特朗普当局的两大政策目标，大致都可以用文明冲突论来界定：一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美国要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进行竞争。中华文明恰好与美国所处的西方文明是明显不同的。美国拉拢印度，既是国家战略利益所需，也与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文明差异，有一定的联系。二是要维护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要排斥其他族群的移民和难民。多数移民和难民，与美国白人是分处于不同文明类型的。但尽管如此，特朗普当局仍然只是选择性使用文明冲突论，并非严格遵守这一理论的相关定义。例如，尽管特朗普认为自己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同属于一个文明阵营，但由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差异，照样对这些国家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在欧洲很多国家看来，特朗普反对的不一定是西方文明群体，反而可能是在挑战西方文明的内核。
特朗普团队只是实用主义地利用文明冲突论
不同的文明观与不同的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相关联。大致来看，文明观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相信文明是普世的，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作的；第二大类相信文明是独特的，不同文明群体的关系是等级制的、矛盾冲突的。国际政治中延续最久的两种政治理论就基于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合作，强调国际机制和共同利益，以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为主要标志；另一种则强调竞争，强调国家甚至是文明群体间的竞争与矛盾，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主要标志。
但事实上，文明观念与政治理论和具体政策的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单线条的。普世的文明观，并不一定导致平等与合作，反而有可能导致冲突与战争。独特性文明观念也不一定就会导致冲突与战争，如中国人经常强调的和而不同。事实上，基于普世文明观的理想主义，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破坏，往往要比强调独特性文明观的现实主义要大的多。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不少由于强调文明间的独特性与不平等所造成的损害，如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催生了种族屠杀和世界大战。但普世的文明观也可能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严重的破坏。基督教文明群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与侵略，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长期对抗，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特朗普所强调的文明，其实更像是身份，并不包括价值观等重要的文明要素。因此，从身份政治的角度，他的文明界线仿佛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他的文明界线又是模糊的。他攻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西方文明的内核，或者是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从1215年的《大宪章》（the Magna Carta）开始，西方用了800年历史发展出来的宪政文明成果，似乎正是受到特朗普主义的冲击。这已经不仅是文明间冲突，更像是文明内部的冲突了。
更重要的是，享廷顿虽然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是他本人其实并不喜欢文明间的冲突，也没有真正地鼓吹文明间冲突，反而对文明间冲突非常恐惧，致力于让美国免于与其他文明群体的可能冲突之中。享廷顿虽然一方面主张北约东扩，但是同时又强调，“在一个多元文明世界中，西方干涉也许是全球不稳定和潜在冲突的最大单一来源”。这与特朗普团队正在做的和说的，有相当大的差异。特朗普团队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很多人，相信美国已经处于与其他文明的战争状态之中，而不是致力于防止这种全球性冲突的出现可能。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与对外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9JZD055）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