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结构重组与过程重塑：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
《美国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总第二十八辑。

【内容摘要】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治在静态的政治结构和动态的政治过程两个层面都发生了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在政治结构层面，美国不仅开始出现政党重组的趋势，亦即从民主、共和两党“对等极化”的政党政治结构演变过渡为共和党占优的“非对等极化”政党政治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分庭抗礼为内核的政治理念框架，构建起一个由本土主义和全球主义相互角力为全新特征并且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在政治过程层面，塑造过去近半个世纪美国国内公共政策议程的主导性经济——社会思潮正在逆转，以反全球化和反多元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反建制主义”或“美国优先”理念构成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主义等“建制主义”思潮的巨大冲击，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争开始呈现出日益显著的“外部化”特征。基于此本文认为，“特朗普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意味着当前的美国政治已开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又一个重要转型和重塑期，其意义及影响将具有中长期性质。

【关键词】　美国政治  政党重组  意识形态  本土主义  特朗普政府

【作者简介】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自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强势崛起并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政治无论在结构还是过程层面都出现了诸多十分重要的变化，因此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现象级”问题。“特朗普现象”及其产生的广泛冲击是当前美国政治处于深刻转型阶段的集中体现。在美国政治的研究中，除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外，静态的政治结构与动态的政治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政治结构主要指的是特定时期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包括政党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政治过程关注的则是在相应政治结构下不同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及其对国内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可以说，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互动与演变构成美国政治发展和转型的根本动力。在实践中，结构变化往往表现为政党重组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此消彼长；过程变化则意味着美国国内公共政策议程及其反映出的主流经济—社会思潮存在的动态化、差异化侧重，连同在此基础上民主、共和两党博弈焦点的演进。

　　从以上分析视角看，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正在经历以结构重组与过程重塑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转型。首先，在政治结构层面，美国不仅开始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显著的政党重组趋势，亦即从民主、共和两党“对等极化”的政党政治结构演变过渡为共和党占优的“非对等极化”政党政治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分庭抗礼为内核的政治理念框架，构建起一个由本土主义和全球主义相互角力为全新特征并且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其次，在政治过程层面，塑造过去近半个世纪美国国内公共政策议程的主导性经济—社会思潮正在发生逆转，以反全球化和反多元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反建制主义”或“美国优先”理念构成了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主义等“建制主义”思潮的巨大冲击，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争随之开始呈现出日益显著的“外部化”特征。基于此，本文将从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两个维度入手，对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治所出现的主要变化进行分析梳理，并据此简要探讨未来美国政治转型的趋势与前景。

　　一、特朗普与美国政治的结构重组：政党政治层面

　　特朗普的当选之所以能够引发美国选举政治的一场“地震”，最直接的原因在于2016年大选深刻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和政党—选民联盟格局。在此次大选中，后冷战时代构成民主党稳固政治基础的东北部政治联盟——主要由新英格兰、中大西洋以及大湖区“铁锈地带”三部分构成——出现明显分裂，其中大湖区“铁锈地带”的几乎所有州在本次大选中都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由此成为特朗普得以胜出的关键力量。上述被抽象为“特朗普现象”的重大政治变迁激起了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是否正在开启新一轮政党重组的思考。究其原因，主要是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的大湖区“铁锈地带”各州对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严重不满，变革呼声日益高涨，并且这种不满和对变革的诉求并非一种短期现象，而是自20世纪70年代所谓“新镀金时代”开启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政治选举为方式的一种集中且大规模爆发。

　　从2016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上述新态势出发，我们有必要以对政党重组的分析为切入点，挖掘美国政治变迁的结构性线索，进而明确“特朗普现象”连同本轮政党重组趋势产生的根源。　　

　　（一）政党重组与美国政治演化的结构性线索
　　以政治学的研究视角看，我们可以从历史和哲学两个维度解释美国的政党重组现象。就美国政治发展史而言，政党重组发生的基本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始终存在一种“变革”的基因。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的，美国人总是喜欢变革。这一政治传统反映出美国人对于现实的批判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政治实践层面往往体现为小周期性质的政党轮替执政和大周期性质的政党重组，其中后者构成了美国政治两百余年来不断变迁的结构性动力。

　　就政治哲学的分析而言，美国人的变革传统则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中。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为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亦即强调个体权利与人类理性的运用，将个人及其理性置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其方法论则为实用主义式的改良主义，主张通过渐进方式实现构建理想社会的目标，因而体现出一种对于人类理性的乐观主义精神。可以说，上述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推动着美国的变革进程，并在实践中使得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以政党重组为主要形式——成为变革的动力和体现。回顾历史，美国政治自19世纪后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两党制模式以来，经历过三轮主要的政党重组。

   1.19世纪末期的政党重组与美国政治“非对等极化”格局的出现
   1865年内战结束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力量，南方则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势力范围。共和党的这一联盟由东北部金融、工商业利益集团与西部农牧业利益集团构成，主张联邦主义、高关税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国内产业、加速推进工业化及海外扩张。正是当时在美国国内位居主流的上述施政理念，加剧了19世纪后期伴随美国高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贫富分化局面和对以弱肉强食为基本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结果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剧烈分化，农民、工人和广大新进外来移民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在这一背景下，民主党随之转向其当代理念，主张以“积极政府”保护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在具有象征意义的189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莱恩开始呼吁关注“挣扎中的民众”、制约工商业寡头权力；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则极力维护既有自由主义的施政路线，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基于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与日渐浮现的观念冲突，民主共和两党间的“非对等极化”成为政治过程的常态模式，其中共和党及其自由放任政策始终主导着国内政治议程。最终，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帮助垄断资产阶级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贫富分化愈发严重，由此造成生产过剩和消费匮乏。在这一背景下，以大量资本涌入股票市场形成金融过度投机为导火索，一场巨大的经济进而社会危机摧毁了人们对于共和党施政理念的信心，一轮新的政党重组呼之欲出。

   2. 20世纪30年代的政党重组与美国政治“对等合作”格局的形成

　　以大萧条带来的变革呼声为强大动力，美国政治开启了其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轮政党重组——1932年重组。在这轮重组中，民主党的势力范围从美国南方迅速扩展到了东北部，其崛起使共和党一党独大的格局不复存在，当代美国政治的两党对等模式彻底成型。凭借极为有利的时代条件，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理念开始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上风，其标志就是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政治力量——新政联合体——成为国会的主导力量，这就使美国政治告别了共和党主导时期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路径。

　　当代自由主义理念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凯恩斯主义”，即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同时致力于通过社会福利推动经济平等；在社会文化方面，这一理念倡导多元主义，支持少数族裔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上述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以及中产阶级规模持续壮大的背景下，极大地缓解了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进而在政治上推动两党朝着“中间主义”的方向不断靠拢。随着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持续缩小，一种“对等合作”的政治模式成为主流，两党在几乎所有经济、社会政策上都致力于寻求妥协与共识，因而跨党派投票成为国会议员的普遍行为模式，意识形态不再以党派画线。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指出，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开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社会阶级作为美国不同党派利益标签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对等合作”以及当代自由主义得以发展的美国国内政治基础——新政联合体——本质上是美国南方和东北部政治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随着美国经济、社会形势的演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出现的问题，以及当代自由主义理念因民权运动等产生的过度伸展，这一政治联合体最终走向瓦解，由此引发了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以及国家发展理念的“回摆”。

　　3. 20世纪60年代末的政党重组与美国政治“对等极化”格局的固化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越南战争带来的社会分裂、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引发的“滞胀”困境，美国经济去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失速，以及经济不平等成为美国国内社会的突出矛盾。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方—中西部因产业、人口结构差异而出现的现实利益冲突，民主党与共和党逐渐分别成为这两大社会阵营的利益代言人，由此形成美国政治“对等极化”的格局，并且一直延续到后冷战时代。随着党派斗争、国家治理观念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分裂成为美国政治的主题，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致使美国的社会结构再一次趋于两极化，“新镀金时代”成为政治学者描述这一阶段美国政治的关键词。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的“对等极化”集中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新镀金时代政治精英的“跨党派”投票模式逐渐被日趋严格的政党纪律所取代，政党极化以及由此伴随的政治僵局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启的新一轮政党重组。在此期间，共和党实施所谓“南方战略”的结果是，到2000年该党候选人乔治·布什赢得总统竞选时，其选票基本上被锁定在了一个巨大的“L”形区域，即从蒙大拿州向南到亚利桑那州再折向北到佐治亚州。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部温和派共和党人——又被称为“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已经从该党党团中消失，共和党因此变得越来越保守化，其政治根据地也决定性地向南、向西开拓。与此同时，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则越来越集中于东北部与太平洋沿岸等更为自由化的区域。例如，曾经作为两党激烈竞争赛场的新英格兰地区，冷战后彻底成了民主党的票仓。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在此期间则逐渐式微，民主党党团因而进一步向左靠拢。毫无疑问，这一政党重组完全逆转了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会各州选派的议员所具备的跨党派特征，使得国会在新镀金时代成为以党派划线的政治斗争的场所。

   另一方面，新镀金时代“对等极化”的政党政治格局使美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出现分裂，形成了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轨道。在经济政策上，反映共和党及其所谓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张——即在强调减税、平衡预算以及有限政府等古典自由主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成为主流，这就使得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扭转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发展困境，使其经济重新迸发出创新活力，并为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显著的弊端，尤其是加剧了美国的社会贫富分化以及经济金融化趋势，因此成为2008年经济社会危机爆发的远因。在社会政策上，反映当代自由主义理念的“肯定性行动”和文化多元主义得到高校、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等社会中坚力量的支持，因而所谓的“政治正确”观念在此期间被充分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中，甚至发展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规范。这一分裂现象表明，美国国内在此期间存在两种明显相互矛盾却又势均力敌的政治诉求：一是希望共和党人确保美国的自由与安全，二是希望民主党人保障美国的社会多样性和开放特征。　　

　　（二）特朗普与美国政党重组的新趋势：从“对等极化”到“非对等极化”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内部分裂，由此打破了过去数十年两党选举政治形成的基本格局和版图，带来了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的趋势。前文已经指出，特朗普赢得此次大选的关键在于争取到了大湖区“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阶层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将共和党的势力范围从南方延伸到了东北部，进而形成了有利于共和党的政党力量对比格局，即共和党控制南方—中西部—铁锈带政治联盟，民主党控制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太平洋沿岸政治联盟。

   我之所以认为当前的美国政治正在朝向共和、民主两党“非对等极化”的方向发展，主要是因为通过研究美国政治史发现，白人蓝领阶层对民主党的疏远并非一种晚近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民主党的认同度便呈现出不断下降之势，其中高收入白人对民主党的认同度从1980年起一直低于共和党，而中低收入白人（即政治学定义的白人蓝领）对民主党的认同度（相对于共和党）则由1980年的＋20％降至2004年的＋5％。因此，早在2004年托马斯·弗兰克出版《堪萨斯怎么了？保守主义者如何赢得美国心》时，关于“白人蓝领阶层抛弃民主党了吗？”的问题便已成为美国政治的热点话题，而本次大选则进一步将该问题的热度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趋势以及2016年大选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新镀金时代起，白人蓝领阶层对民主党的疏离先是由于其中基于种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集中在美国南方）瓦解了罗斯福缔造的“新政联合体”，使南方彻底倒向共和党；此后，由于经济、就业和移民等问题，南方以外的白人蓝领作为身处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体系失意一端的人群，开始日益反对激进的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西海岸精英和外来移民。正因如此，美国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惊讶地发现，虽然共和党及其施政理念在新镀金时代美国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民主党治下的美国则一直致力于通过强化政治平等弱化经济不平等，但共和党却在白人蓝领阶层中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因此我们在看待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时，如果采用历史的视角则不难发现，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只不过是新镀金时代以来美国政治发展总体趋势的延续，而并非政治上的“突变”现象。

　　总之，“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既是作为民主党传统政治阵营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白人蓝领阶层长期以来对民主党逐渐疏离的一种自然结果，也在客观上强化了这一政党重组的趋势，成为塑造未来美国政治新版图的重要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政党政治正在形成一个中长期意义上的新结构。

　　二、特朗普与美国政治的结构重组：意识形态层面
　　
　　（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历史演化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治的结构性重组除了以政党重组趋势的出现为标志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结构的重组上。一直以来，美国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追根溯源，上述两种意识形态都来自古典自由主义对于个体自由的信仰，只不过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演变，古典自由主义逐步衍生出分别强调“反政治权力”的保守主义和“反经济权力”的当代自由主义两种变体。起初，古典自由主义以有限政府与市场经济为手段，致力于遏制政治权力扩张对个体权利的侵蚀。然而这一观念走到极限，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垄断资本在１９世纪后期的镀金时代凌驾于美国的民主政治之上，最终引发经济社会危机。因此，古典自由主义以渐进改良为本质特征的方法论开始对既有观念进行反思和修正，产生了自由主义这一新的政治理念。

　　在古典自由主义裂变的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所信奉的政治理念随着两种变体的出现而产生日益明显的分野，进而导致美国政治形成了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对立和博弈的意识形态结构。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式变体即当代自由主义认为，与政治权力一样，经济权力的扩张也会损害自由民主，因而经济改良的目标应该是市场监管与经济平等。为此，政府需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自由主义坚信个体自由应当是一种“积极自由”，即罗斯福指出的“四大自由”，因此在社会文化领域，自由主义提倡多元主义，积极保护各类社会群体尤其是少数族裔和群体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的共和党式变体即保守主义认为，在经济领域，财产权是支配性的，政府无权过度干预经济；而在社会文化领域，个体自由应该是一种“消极自由”，应注重各类人群的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显然，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而在文化层面则更加强调“瓦斯普”（ＷＡＳＰ，即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式的精英主义而非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普遍主义。

　　回顾历史，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经历了与前文所述政党政治发展相对应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尚处于萌芽期，因此美国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随着大萧条带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式微以及民主党的崛起，自由主义开始成为美国占据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以及决定全面发动越南战争的《东京湾决议》在国会的高票通过为标志，自由主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史上的影响达到顶峰。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陷入困境、保守主义的复兴以及两党“对等极化”格局的固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别成为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的指导性原则。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一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既是美国民众矛盾心态的体现，又呼应了当时势均力敌的政党政治结构。　　

　　（二）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特朗普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重组

　　在美国历史上，政治意识形态的此消彼长一直以来都植根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国际政治因素与国内经济、社会因素开始日益密切地相互影响和塑造。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战后美国霸权所构建的开放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而经济自由主义或全球化以及社会多元主义成为战后民主、共和两党的基本共识，也是“冷战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起，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开启以及自由主义在社会政策领域的过度伸展，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分别对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主义产生一定的怀疑和抵触，但上述基本共识始终存在。然而随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与经济全球化及社会多元主义之间的张力越来越明显，“经济全球化—社会多元主义”共识以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结构开始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上述共识和结构的瓦解与松动。

　　在两党“对等极化”时期，民主党作为美国东北部—太平洋沿岸政治联盟的利益代表，其国内政治基础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在美国“去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受冲击最大的“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阶层，二是东西海岸的广大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和自由派知识精英。因此，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民主党人一方面出于对白人蓝领阶层的利益关切，对经济全球化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致力于推动“公平贸易”；另一方面，民主党的社会文化政策主张多元主义，致力于保护外来移民、少数族裔的权利和社会福利。不难发现，民主党政治阵营内部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进而导致该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进行调和。概言之，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反全球化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冲突。在民主党政治联盟内部，白人蓝领群体希望美国减少对于海外事务的干预、推行保护主义、重振制造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东西海岸的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和自由派知识精英则积极拥抱全球化，希望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次是白人“瓦斯普”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多元主义之间的冲突。在白人蓝领群体看来，不断强化的社会多元主义“政治正确”构成了对美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及价值观的严峻挑战，但民主党的经济社会政策由于更多地考虑到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因而他们能够与外来移民、少数族裔搁置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形成基于共同经济利益诉求的政治联盟。然而随着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在民主党政治联盟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少数族裔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迅速提升，民主党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更多地朝这一群体倾斜，并且在重振制造业、推动“公平贸易”、减少海外干预等白人蓝领群体最为关切的诸多政策领域并未实现竞选承诺。在这一背景下，白人蓝领群体的被忽视感变得日益强烈，民主党联盟内部的利益和观念分歧逐步超越了共识。在逐渐浮现的白人蓝领群体的本土主义意识，［包括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反全球化］与东西海岸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和自由派知识精英的全球主义意识（包括拥抱全球化、维系“政治正确”理念）的分野之间，民主党最终选择了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失去白人蓝领是民主党无法有效调和联盟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只不过“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

　　与民主党相反，共和党正在重组中的意识形态结构则更好地实现了党内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有效整合。一方面，本土主义的社会文化理念不仅得到“铁锈地带”白人蓝领群体的支持，而且获得了中南部广大白人的热烈响应。例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非法移民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其中美墨边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走私通道，因此“建墙”、强化边境管理甚至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等政策主张在共和党内部存在很强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经济理念虽然与共和党内主流的自由贸易信条存在冲突，但特朗普政府通过国内经济政策的保守主义转向——尤其是大规模减税和放松金融监管——换取了党内对于经济民族主义的支持，从而较好地实现了联盟内部利益的平衡。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共和党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描述为正在“特朗普化”。

　　总的来看，当前美国政治正在形成中的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结构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最大区别在于，一方面，它们是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因素开始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冲击的背景下构建起来的。但另一方面，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结构与传统意识形态结构之间也存在强大的传承关系。其中，共和党代表的本土主义在经济政策领域秉持了保守主义“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但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开始强调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以回应重组中的政党政治需要；而在社会文化领域，保守主义以“瓦斯普”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被进一步强化，甚至在“反移民”背景下存在走向“一元主义”的趋势。与共和党的本土主义理念相反，民主党代表的全球主义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都表现出拥抱全球化的倾向，其多元主义社会文化主张被进一步强化为所谓的“身份政治”理念。基于此，在上述新的意识形态结构下，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分歧正进一步趋于深化而非缓解。

　　三、特朗普与美国政治的过程重塑：“反建制主义”的崛起及影响
　　
　　与相对静态和稳定的政治结构不同，政治过程关注的是美国国内主流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博弈对于美国国内公共政策议题的影响。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积极顺应并敏锐地抓住了全球化背景下两党党争日益“外部化”的趋势，将自身竞选策略从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脱离开来，以回应美国政治“外部化”背景下白人蓝领群体以及中部和南方白人保守派群体对于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及价值观冲击的不满，从而对民主党政治阵营实现了有效的分化，同时扩展并强化了共和党的国内政治基础。具体而言，特朗普充分利用美国国内部分选民对全球化和社会多元主义等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建制主义”理念的不满，以反全球化——“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以及反多元主义——“抵制非法移民”等一系列体现“美国优先”的议题，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建制主义”浪潮。独到的政治议题创设使得特朗普成功地融合并打造了新的国内政治联盟以赢得2016年大选，并在执政后深刻重塑了美国的政治过程。　　

   （一）反全球化——“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

　　正如前文所述，美国的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太平洋沿岸及大湖区“铁锈地带”等区域是民主党传统的国内政治基础。冷战后，与东西海岸发达的金融信息产业以及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所造就的经济、社会繁荣相反，以制造业和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的“铁锈地带”各州却日益走向衰落甚至衰败。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制造业大规模外移的巨大冲击之下，“铁锈地带”出现了以工厂倒闭潮和工人失业潮为特征的萧条景象。例如，从1990年到2016年，“铁锈地带”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缩水超过50万个，在某些地区，情况甚至比大萧条时期还要糟糕。在这一背景下，白人蓝领阶层的利益诉求已经不再是民主党一直以来所注重的从劳资谈判中获取更多好处，而是减缓甚至逆转就业岗位不断流失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党一系列强硬的劳工政策理念反而会引发企业的加速外迁、进一步减少相关就业岗位的不良后果。

　　基于此，特朗普关于反全球化——“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的议程设置及其政策理念可谓恰到好处地迎合了白人蓝领群体的核心利益诉求。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要想解决白人蓝领群体的就业问题，就必须坚持“美国优先”、反对现存的所谓的不公平的全球贸易体制，同时营造良好的国内经济环境。为此，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致力于与贸易伙伴重新谈判贸易协定，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惜通过关税战和贸易战的方式，让外迁的跨国企业感到自身无利可图，借此将美国的产品更好地销往国外。在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则通过大规模减税计划的落实，吸引更多企业在美国建立生产线，同时鼓励本土创新型企业的生根发芽，以此增强企业活力，进而提升就业率和工人工资水平。由此可见，特朗普一系列反全球化主张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雇佣美国人、购买美国货”。

　　通过研究特朗普政府应对美国国内制造业岗位流失的思路可以发现，其与奥巴马政府2009年提出的“重振制造业”“五年出口翻番”等理念并无太大差别，但在政策执行力和议题制造力方面，特朗普团队明显优于奥巴马团队，这也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之所以能够重塑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仅仅是呼吁跨国企业能够回流本土，在政策落实的力度上远远不够，结果是无人响应。但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却能够通过持续施压的方式对跨国企业以及以美国为主要市场但没有在美国本土设厂的外资企业进行惩罚，从而达到自身目的。结果是，到目前为止，包括丰田、开利和通用等在内的大型制造业跨国企业纷纷公布了在美国本土的建厂计划。不仅如此，特朗普还运用美国的国际优势地位，迫使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盟友同意在美国进行上千亿美元规模的投资。又如，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年来，通过废除“清洁能源”计划、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发动大规模“贸易战”，以及大兴国内基建建设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铁锈地带”经济和制造业的复苏，给白人蓝领带来了切实好处。

　　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经济议程从拥抱全球化到反对全球化的重塑，在政治上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特朗普成功赢得了“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阶层的政治信任甚至忠诚，其政策推进的手段和力度让我们越来越有理由认为，白人蓝领中下层选民倒向共和党将是改变未来中长期美国政治版图的关键性力量和确定性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白人蓝领中下层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对于特朗普的支持呈现出进一步上升和稳固的态势，这一事实成为“特朗普现象”之所以值得深入研究的最重要原因。其次，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及共和党内的“建制派”精英在竞选阶段以及特朗普就任后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情绪，但基于特朗普核心基本盘牢不可破、国内减税和放松金融监管等政策向共和党“建制派”逐渐靠拢、两党政治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等事实，“建制派”在反全球化议题上开始更多地与特朗普进行妥协，这也是学界不少分析认为共和党正在“特朗普化”的表现之一。　　

　　（二）反多元主义——“抵制非法移民”

　　在美国两党“对等极化”时期，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张社会文化领域的多元主义，通过以平权行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反映“政治正确”信条的措施保护少数族裔、外来移民和少数群体的利益。这一“多元主义”社会议题与共和党倡导的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化”经济议题成为新镀金时代美国政治并行不悖的两条发展路径。然而在两党党争日益“外部化”的新背景下，与经济全球化开始遭遇美国国内政治反弹一样，社会多元主义也逐渐遇到越来越强的国内政治阻力。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抵制非法移民”为主要切入点，将反多元主义的政治议题塑造为凝聚自身政治力量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一议题的政治意蕴主要指向美国中部和南方的保守派白人群体。

　　理论上，在美国政治结构重组和政治过程重塑时期，政治领导人一方面要致力于稳固新加入其联盟的选民群体，以使有利于自身的国内政治格局常态化；另一方面，政治领导人也不能忽视本党基本盘，否则就有可能重蹈民主党在2016大选的覆辙。因此，特朗普政府将“抵制非法移民”作为社会政策领域核心议题的做法，较好地回应了美国中部和南方白人保守派的利益关切，并借此强化了共和党在政治力量对比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主义给美国带来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中部和南方各州充斥着大量非法移民，边境管制措施形同虚设。一直以来，中部和南方是美国白人保守派集中和基督教氛围浓厚的区域，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以及多元主义文化的教条，使得这一区域的白人在直接的安全层面以及间接的价值观层面都越来越无法忍受。尽管大多数非法移民并未走向犯罪，但客观上成为当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特朗普从竞选到就任的多次演讲中，他多次列举了美国普通民众被非法移民伤害甚至杀害的案例和数据，这一立场得到了中部和南方白人的广泛认同与支持。除安全问题外，前文提到的毒品问题也是美国社会安定的重要威胁之一，特朗普也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们的边境敞开着，随意让任何人、让毒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面对以上背景，特朗普再一次从现实而非意识形态教条出发提出了较为激进的应对措施，包括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墙、强化边境安全管理以及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事实表明，在中部和南方的白人保守派看来，上述现实问题的解决要远比运用所谓保守主义的标准衡量甚至纠缠于特朗普的个人道德和价值理念要重要得多，这一点成为该群体观念转变的有力证明。一个更为直接的例子是，由于美国中部和南方是重要的农业地带，因而非法移民一度是这些区域农场主雇佣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但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这些农场主却成为特朗普“抵制非法移民”主张的积极拥护者。这就表明，这一群体已经意识到非法移民带来的安全隐患所造成的损失远比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经济收益大。

　　总之，特朗普执政以来，充分利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主义泛滥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所构成的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带来的新的以“反全球化”和“反多元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以“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和“抵制非法移民”两大议题为切入点，极大冲击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形成的“全球化＋社会多元主义”这一“建制主义”思潮，以“反建制主义”的姿态深刻重塑着美国的国内政治过程。

　　四、结论：当前美国政治的重要转型

　　在美国历史上，政治转型一定伴随着结构重组与过程重塑两个要素。在19世纪末的政治转型中，美国经政党和意识形态重组确立了共和党“一党独大”以及以古典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主导的政治结构；在实践中，自由放任式的经济社会治理原则成为政治过程的常态化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转型中，美国经政党和意识形态重组形成了民主、共和两党“对等合作”以及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政治结构；在实践中，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理念——以“反经济权力”和社会多元主义为核心——成为美国政治过程的指导原则。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自由主义的困境与保守主义的复兴使得美国政治迎来第三次结构重组与过程重塑：在政治结构层面，共和、民主两党的“对等极化”以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尖锐对立成为新模式；在政治过程层面，由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分别成为美国经济、社会领域并行不悖的主导理念，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多元主义成为两党博弈的产物，并贯穿整个所谓的“新镀金时代”。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与历史上的三次政治转型相似，美国政治在静态的政治结构和动态的政治过程两个层面都发生了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首先，在政治结构上，一方面，美国开始出现政党重组的趋势，亦即从民主、共和两党“对等极化”的政党政治结构演变为共和党占优的“非对等极化”政党政治结构，共和党的势力范围从美国南方和中西部扩展到了大湖区“铁锈地带”；另一方面，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分庭抗礼为内核的政治理念框架，构建起一个由本土主义和全球主义相互角力为全新特征并且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其次，在政治过程中，塑造过去近半个世纪美国国内公共政策议程的主导性经济—社会思潮正在出现逆转，以反全球化和反多元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反建制主义”或“美国优先”理念构成了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主义等“建制主义”思潮的巨大冲击，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争开始呈现出日益显著的“外部化”特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特朗普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意味着当前的美国政治已开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又一个重要转型和重塑期，其意义及影响将具有中长期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