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国际问题研究》， 2018年第3期
〔提 要〕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发展顺利，但双方并未就两国关系的定位和框架达成共识。随着特朗普政府内对华强硬派影响力的上升，中美关系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正面临严峻挑战，两国关系的竞争性在强化和扩大，在此情况下，如何管理和引导竞争是双方共同面临的课题。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入新阶段，与中国的力与势之争是这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维持对华力量优势将是未来20~3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关切。这一重大变化对中国的对美政策提出了新的考验。
〔关 键 词〕特朗普、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作为非建制派，他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偏好与其前任大相径庭，这种差异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议程和互动方式。与此同时，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也外溢到双边关系，在更深的层次推动着两国关系的转型，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中美竞争态势更加突出。本文旨在总结特朗普执政第一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梳理两国关系面临的挑战，探讨新形势下中美竞争关系的内涵，剖析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特征与走向。
一、特朗普执政首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对中国颇多指责，因此他的当选曾令人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然而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对华关系成为特朗普外交上不多的亮点之一。那么，这一年的双边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第一，对接迅速、启动顺利。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通话、基辛格受特朗普之托访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与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建立联系渠道、杨洁篪国务委员在纽约与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会晤，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进行的这一系列密切互动使得中方与特朗普团队实现了顺利对接。之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与特朗普的斗争，有助于防止特朗普执政后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脱轨。以2017年2月10日特朗普与习主席的通话为起点，中美双方着手启动美国新政府执政后的双边关系。在同年4月的海湖庄园会晤上，两国政府同意建立四个对话机制，实施经贸百日行动计划，聚焦双边关系中的重点问题，标志着中美关系的全面启动。
第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湖庄园会晤使习主席和特朗普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特朗普屡屡表达他对习主席的敬重，并为其与习主席之间建立的个人关系而感到自豪。从2017年2月到2018年1月，特朗普与习主席一年之内3次会晤（包括2次互访）、10次通话，这种互动频率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鉴于特朗普乾纲独断、自行其是的执政风格，习主席与其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并保持密切联系，对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
第三，中美互动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特征。特朗普重商的执政理念使得他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高度关注，而对朝鲜核计划的担忧也使得争取中国帮助处理朝核问题成为其对华政策的优先考虑。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和北京的会晤都重点讨论了这两个问题。在经贸问题上，从百日行动计划的顺利推进，到首轮全面经济对话达成积极成果，再到特朗普访华两国签署高达2500多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体现出中美经贸关系在双方的激烈博弈中稳中有进。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协调，中国更加全面和严格地执行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和制裁措施，力度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虽然2017年朝核问题的政治与和平解决未能取得进展，但中美之间维持了重要共识，即坚定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致力于用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第四，中美关系的定位和框架仍不明确。中方希望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与特朗普团队交往之始就强调“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重要性。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首次访华时也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然而在国内建制派的压力下，特朗普的立场开始后退，不再响应中方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而是提出要发展“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中美关系。[2]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宣称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突出中美关系的竞争性。[3]中美在两国关系定位上未能达成共识，凸显双方欠缺高质量的战略对话，亦表明双边关系的发展缺乏明确一致的总体框架。
第五，多边互动减少。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问题的增加、全球治理重要性的上升以及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国大大强化了在多边框架内的互动，中美关系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向，它不仅拓展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空间，也提升了中美关系的国际影响力。[4]然而，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在对外政策上大幅减少对国际和多边问题的投入，此举也相应弱化了中美在多边场合的互动。多边互动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也潜在地降低了中美关系的全球影响力。
二、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美互动和美方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互动层面，二是中美关系的具体问题领域。
特朗普的个人背景（缺乏担任公职的经历）、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给处理中美关系带来了独特的挑战。特朗普本人考虑中美关系缺乏广阔的视野，过分关注比较狭隘的利益诉求，重视短期利益目标，忽视长远利益，这些都与中方处理双边关系的风格大相径庭，造成双边互动的“不合拍”。特朗普以其擅长的“交易”风格处理中美关系，优点是能够接受互动的互惠性，缺点在于其谋求利益最大化、虚张声势、搞议题挂钩等做法增加了中美博弈的成本，降低了其可信度。[5]尤为突出的是，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认识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现实脱节，在对华关系中不现实地执拗于解决商品贸易逆差问题，人为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如此，特朗普偏执和自以为是的决策风格也加大了中方与其交往的难度。
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在对华问题上立场不一致，强硬派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这也给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压力。特朗普虽然作为非建制派执政，但政府的组成仍反映了共和党传统的两大权力基础：商业利益与安全利益。从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两大利益板块内都存在对华鹰派。在商业阵营中，总统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Peter Navarro)、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主张以强硬手段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他们的影响力从特朗普对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消极反应、美方否决中资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对华发起“301调查”、对中国输美铝合金板材发起反倾销调查等案例中可见一斑。在安全阵营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等视中国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将中国定义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积极推动美国军舰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提出“印太战略”等，显示出对华强硬立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表明来自商业和安全阵营的鹰派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有显著上升趋势。随着鹰派背景的博尔顿（John R. Bolton）和蓬佩奥（Mike Pompeo）分别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特朗普外交与安全团队的对华强硬色彩更加浓重，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前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建制派正在试图对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特朗普的个人背景和执政风格决定了他缺乏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兴趣，他重视的是结果。由于其政府中大量中下层官员是建制派背景，他们可以利用特朗普缺乏对具体政策过程监督的特点，嵌入他们所偏好的政策设计。就对华政策而言，建制派希望以“印太战略”之名，行“亚太再平衡”之实，加大特朗普地区政策对华制衡的一面。他们的影响力也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涉华部分体现出来。此外，一些代表建制派的前政府官员、媒体和专家对特朗普访华的激烈批评，是他们试图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另一种表现。
就中美关系的问题领域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好经济与安全关系，其中经济的优先性高于安全。
在经济关系中，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消极看待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视经贸关系为中美关系的积极方面，在两国政治或安全关系出现紧张的时候，经贸关系往往被看作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和润滑剂。然而特朗普政府却把对华经贸关系看成是对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挑战，视中美经济竞争为对美国的“经济侵略”。[6]二是对抗性上升。虽然中美经贸关系长期以来就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纷争之源，但双方始终以对话与协调的方式处理，而特朗普政府内的强硬派则认为，过去美国处理对华经贸问题的方式都没有取得成功，因此必须改弦更张，以施压和对抗取代对话与协调。[7]三是全面出击。美方不仅关注贸易逆差问题、市场准入问题，也关心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对美投资问题、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等。在此背景下，美方频频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包括提高中国输美产品关税、否决中资企业在美并购和开展业务等，行政当局和国会也在酝酿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大的权限（如审查技术领域的并购活动、把“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等），以加强对中国在美投资的限制等。
由此一来，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考验是，在美方采取强硬且非理性立场的情况下，能否避免爆发贸易战甚至更广泛的经济战？中美能否像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那样，重回通过对话与协调处理经贸纷争的轨道？鉴于中美都对对方的某些经贸政策和行为不满，两国能否通过妥善回应对方的合理关切来达到双赢？
在安全关系中，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大国战略竞争”的视野，把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指责中国要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重塑地区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在论述中俄两国对美国的挑战时，把中国置于俄罗斯之前，表明特朗普政府鉴于中国力量快速增长的态势，更重视来自中国的竞争。[8]在南海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继承了奥巴马政府开始的、针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的“航行自由行动”。2017年5月24日，“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中国南沙群岛的美济礁6海里领海，标志着特朗普执政后的首次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开始。至2018年3月，美军共开展9次此类海空行动，频率超过奥巴马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给予了军方在南海更大的行动自由。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朝野有人主张，鉴于目前的“航行自由行动”未能有效阻止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和军事部署，美军应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此外，特朗普政府也在积极劝说澳大利亚、英国等盟友派军舰巡航南海，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在宣布终结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特朗普政府转向“印太战略”，美国国防部是该战略的主要推手。2018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家防务战略报告》称，“我们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并将其建成一个网络安全架构，有能力制止侵略，保持稳定，并确保自由进入公域。我们将与该地区的关键国家一起，把双边和多边安全关系结合起来，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9]目前美国官方尚未公开发布关于“印太战略”的详细信息，但鉴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责中国要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重塑对己有利的地区秩序，中国显然是该战略的主要目标。该战略的核心内容包括加强美、日、澳、印的外交与安全合作，[10]在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袤水域，监视和牵制中国的军事活动，同时加大对沿岸国家的安全与经济投入，防止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力的扩大。[11]与“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视东南亚不同，“印太战略”更重视印度的作用，美印军事合作将大幅提升，美军将更多地与印军开展联合训练、演习和行动，将能更多地利用印度的军事基地，而印度则有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增加与中国战略博弈的筹码。更危险的是，“台湾旅行法”由美国国会批准和特朗普政府签署，以及美国国务院公告所谓台湾的潜舰“国造”营销核准证等举措，表明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内的亲台势力正在积极推动加强美台关系，加大对奉行“台独”路线的民进党当局的支持力度，并对中国大陆打台湾牌。
在此背景下，中美安全关系面临一系列的严峻挑战。随着美国更加重视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军将巩固对华军事力量优势、推出新的对华军事战略。如果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对华采取更加激进的施压和挑衅举措，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将加剧。随着“印太战略”的实施和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合作的加强，中国在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会加大，与一些国家的安全竞争和摩擦也会增加。而美方有可能采取的实质性提升美台关系的举动将不可避免地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
三、中美竞争的新态势
分析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不能仅仅着眼于特朗普政府的理念和政策偏好，还要结合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更深层次推动着两国关系的转型。
美国自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后，实力优势和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战略焦虑感上升。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加剧，社会对立严重，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这极大地削弱了美国朝野对国家未来的自信心。反观中国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大国外交砥砺前行，战略进取有声有色，中共十九大规划的中长期发展蓝图使中国的发展前景被外界看好，中国民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更加自信。
在此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思维出现了重要变化。首先，美国朝野有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认知，那就是几十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战略上是不成功的。美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除了促进美国具体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外，还应当谋求在战略上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根据美国的偏好推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演变以及塑造中国的对外行为。如今中国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坚守使美国感到失望和沮丧。[12]其次，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担心。中国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国防现代化迅猛推进，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积极进取的战略态势使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亚太地区战略主导地位和同盟体系受到挑战。中共十九大所明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更使美国感到来自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被形容为美国现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可怕的竞争对手”。[13]此外，美国分析家们普遍对设计和实施行之有效的对华政策缺乏信心。一方面，他们大多怀疑特朗普政府的能力——既不相信其政策制定能力，也不相信其政策实施能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外交影响力的扩大削弱了美国的对华优势，限制了其对华战略运筹的空间。[14]
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趋势看，中美竞争在增强，竞争的全面性正在显现。政治上，美国既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又担心中国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力。经济上，美国既担心贸易不平衡和中国的产业政策，又担心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安全上，美国既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又担心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拓展。如果说过去美方在对华关系中往往是在不同阶段关注不同的问题领域，[15]现在则转而开始全方位关注来自中国的挑战，并采取应对措施。
当然，竞争的全面性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以同等力度与中国开展竞争。实际上，竞争性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具体体现要受到执政者的理念、优先关注的问题领域以及执政团队行事风格的影响。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对华竞争将更多聚焦中美实力之争，以维持美国的硬实力优势，中美在亚太或印太的地缘政治竞争、全球影响力与领导力之争也会成为两国竞争性互动的一部分，但不太可能会是竞争的重点。而在实力之争中，经济力量的竞争将会是重中之重，这既是缘于特朗普对经济在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中作用的高度重视，[16]亦是因为中国与美国实力差距的缩小首要地表现在经济领域。
由于国家间利益和偏好的差异，竞争乃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在实践中，竞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演变路径。一种是对抗性或破坏性竞争，竞争双方都认为争夺中的利益对己方关系重大，不可放弃，也难以妥协，因此不断加大资源投入，竞争力度不断加剧，最后走向对抗和冲突；或者竞争难以达成妥协，导致双方的利益受损，相关的双边或多边机制被削弱和破坏。另一种是可控的竞争，由于双方都遵守既定的规则，竞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因而不会失控；或者由于双边关系中更大的利害关系的需要，竞争能够达成妥协。还有一种是可转化的竞争，竞争中的一方或双方作出调整，从而减缓甚至终止竞争；或者双方在利益权衡上从追求相对收益转向追求绝对收益，从竞争走向合作（共赢）。
在中美竞争加剧并呈现全面性的趋势下，上述三种竞争形态都有可能在中美关系中出现。对抗性或破坏性竞争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双方在现有双边或多边机制中的合作破裂，并损害这些机制；在经济上表现为美方为了阻止中国力量的发展和与美国实力差距的缩小，采取相对收益的思维方式，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收紧政策，导致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变小；在安全领域则表现为中美在亚太/印太地区的竞争走向集团化，美方巩固和扩大其同盟加伙伴体系，中方则被迫构建自身的阵营，使地区国家纷纷选边站队，呈现冷战对抗格局。
可控的竞争在政治上表现为双方互不挑战对方的政权和体制安全，在国际事务中遵守共同的规则，建立新的多边机制旨在补充而非取代现有机制，双方能够接受对现有多边机制的必要的改革和完善；经济上不挑战多边机制及其规则，不破坏中美经贸关系的大局；安全上不搞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不以武力解决彼此分歧。
可转化的竞争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向美国借鉴有益之处，美国学习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力，通过改革使国际机制更好地反映变化的力量对比，使其规范、规则更加公正合理；经济上表现为做大中美经贸关系的蛋糕，动态地扩大各自的绝对收益；安全上正视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国际安全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欢迎中国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物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在中美竞争态势更加突出、竞争面扩大的背景下，双方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如何管理和引导竞争。基于中美之间有可能出现的几种竞争形态，要减少和避免对抗性或破坏性竞争，保持竞争的可控性，努力推动竞争的转化。当前，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实力对比的高度重视和对美国国家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中方应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交换为手段，积极引导中美竞争。尽管摩擦和局部对抗不可避免，但在中美力量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诉求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争取中美竞争的可控甚至良性转化是可能的。
四、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入新阶段。后冷战时代贯穿中美关系的主线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反应。依循这个脉络，可以将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塑造中国，第二阶段是保持美国的力量优势，第三阶段是维护和争取美国利益。在第一阶段，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双边和多边手段，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上影响中国，促使中国的内外政策朝着符合美国偏好的方向发展，确保中国崛起的进程在美国的掌控之中。在第二阶段，随着美国塑造中国幻想的破灭和中国力量的迅速提升，美国的政策重点转向保持对华力量优势，以维持在对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在第三阶段，随着美国对华力量优势的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力量或影响力优势的丧失，美国对华政策将主要关注如何维护和争取美国的实际利益。当然在实践中，每个阶段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并非单一和孤立的，而是多元和重叠的，但就政策的逻辑重点而言，阶段性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后冷战时代，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到小布什政府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政府强调中国应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都是要塑造中国。美国在对华交往中对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具体问题的处理（如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不扩散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等），既是要维护美国的实际利益，也是要影响中国的政策行为，这一阶段随着特朗普执政基本结束。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影响中国发展轨迹的能力和可行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坦言，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其过去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它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该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17]虽然这里没有点中国的名，但其所指显而易见。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基本理念决定了他的对华政策重点是与中国开展力量的竞争，而不是试图塑造中国。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新阶段。鉴于中国力量快速发展、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的大趋势，维持对华力量优势将是未来20~3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
特朗普政府正是为了维持对华力量优势而加大对华竞争力度。虽然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竞争并不总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18]但特朗普执政团队的保守偏激思维和强势的行事风格有可能导致中美恶性竞争。经济上，美方在处理贸易不平衡问题上采取的极端措施有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战的发生。事实上，在2018年3月8日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铁产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即“232措施”）后，中方宣布自4月2日起对自美进口的128项产品加征15%或25%的关税，“以平衡美方232措施对中方造成的利益损失”。[19]中美贸易战烽火已燃。接下来更大的较量将围绕特朗普在3月22日作出的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决定进行。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以牙还牙，两国贸易战就会升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虽然有理性的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更多是讨价还价的伎俩，中美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存决定了双方不至于走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给这轮较量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有赖于双方付出艰苦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对数百亿美元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关税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决定并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更是要通过阻挠“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迟滞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进步，使中国实力增长的步伐放慢，以达到维持美国对华力量优势的目的。[20]这种基于相对收益思维的政策行为不仅会严重阻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更会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安全上，鹰派主导的外交与安全团队会默许甚至纵容美国军方在南海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而“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澳、印四国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安全合作的增强，无疑将加大地区地缘政治分裂与对抗的风险。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为了维持对华力量优势，华盛顿除了加强硬实力（经济、军事、科技）的竞争外，也会注重软实力的竞争，包括其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以及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这一动向在奥巴马时期已见端倪，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旨就是与中国争夺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虽然特朗普政府聚焦中美硬实力之争，但未来美国政府有可能同时关注硬实力与软实力，特别是在中美硬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华盛顿将会更加重视维持软实力优势。由此一来，中美在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国际机制、规则、话语权方面的竞争将会加剧。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美国将更加注重与盟友和伙伴的协调。为了应对所谓中国“不公正的贸易行为”，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防止先进技术流入中国，美国正在积极与欧洲盟友（也许还包括日本）协调。在所谓抵制中国的“政治渗透”方面，2017年底和2018年初，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掀起了一轮大合唱。在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实施“印太战略”方面，美国积极拉拢日本、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印度等国参与。如果说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阶段，与盟友的协调主要是规制和影响中国的话，到了对华政策的第二阶段，与盟友的协调则旨在牵制、防范甚至压制、遏制中国。
五、结语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既有特朗普执政的个性因素，更有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趋势性因素。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互动形式。围绕力量对比与利益分配的竞争这一现实主义特征会更加突出，而对双边关系进行有效管控的挑战也会更加迫切。中美关系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的规律，但这并不支持宿命论的观点，而是对中美政策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中国的对美政策而言，如何准确认识新的形势，如何在新形势下积极引导和塑造中美关系，是新的重大课题。对美外交一方面要汲取丰富的经验积累，同时也要开拓新的思路、推出新的举措、开创新的局面，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创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驾驭中美关系，也会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完稿日期：2018-5-3】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战略互动研究”（项目批准号17JJDGJW002）的研究成果。
[2] “U.S. Pursues Constructive, Results-orient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enior U.S. Official,” Xinhuanet, March 13, 2017,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3/15/c_136128598.htm. （上网时间：2018年2月27日）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上网时间：2018年2月27日)
[4] 吴心伯：“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21-22页。
[5] 例如，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中美达成了2500多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协议，特朗普对此感到满意，人们普遍以为中美经贸关系可以太平一阵子了，但没料到特朗普回国后不久就对华采取了新的施压措施。
[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 17-20.
[7] David J. Lynch, “Trump Readies Tougher ‘America First’ Line for China Trade in 2018,” December 27,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7/12/27/trump-readying-shock-and-awe-response-on-china-trade-for-2018/?utm_term=.c296365b3652; Andrew Restuccia and Doug Palmer, “White House Preparing for Trade Crackdown,” January 7, 2018,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8/01/07/trump-trade-crackdown-327283. (上网时间：2018年2月28日)
[8]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25.
[9]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2018, p. 9,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上网时间：2018年3月1日)
[10] 2017年11月12日，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外交部门的官员在越南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正式会议；与此同时，四国官员还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峰会期间讨论并同意重启“四方安全对话”，这标志着四国合作的正式启动。
[11] 秋田浩之：“美中冲突的DNA”，《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2月7日，第6版。
[12] Kurt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pp. 60-70.
[13] Kurt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p. 70.
[14] Hal Brands, “The Chinese Centu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April 2018,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chinese-century-24557. (上网时间：2018年3月7日)
[15] 例如，克林顿执政之初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小布什执政之初关注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后期则关注经贸问题，奥巴马执政时期突出与中国在亚太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
[16] 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强大的经济可以保护美国人民，支撑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维持美国的实力……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使得美国能够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捍卫我们的国土安全”。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17.
[17]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3.
[18] Ibid., p. 3.
[19] 中国商务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国决定对部分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发表谈话”，2018年4月2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4/20180402726864.shtml。(上网时间：2018年4月3日)
[2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8年4月3日公布“301调查”对华加征关税产品清单，涉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受益领域的产品，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总金额为500亿美元左右。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nder Section 301 Action, USTR Releases Proposed Tariff List on Chinese Products,” April 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nder-section-301-action-ustr.(上网时间：2018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