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美关系的纠葛其实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那就是中国如何融入国际标准。这里的“国际标准”是从很宽泛的意义上讲的，它涵盖了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想等等一系列决定了文明社会的存在样态的规则和模式。为什么融入国际标准可以成为解读中美关系的一种有益的角度？因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乃至从鸦片战争之后寻求民族国家之富强的历程都是一个不断地与国际标准接触、冲突、理解、妥协和融入的过程。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当今世界的标准是由西方国家定义的，抛开道义层面的争论，仅仅采取一种现实主义（pragmatic）的态度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所谓的近代历史也是一套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所注解的。当中国游离于这套标准之外时，误解和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在全球化的时代更是如此。而聪明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也是尽快地、较少代价地融入这个标准。

很多同学提到了中国在中美互动乃至国际交往中话语权不够的问题，但最终我们认识到这种话语权的缺乏是由于融入国际标准还很不够的问题。更有同学提到，我们应该努力去改变和完善现有的标准，使其更趋合理和正义，然后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只有充分地融入一套规则体系中，并且比既有的游戏参与者做得还要好的时候，才能有改变这套规则的实力和机会。赢得尊重和理解是首要条件，非断裂式的规则改进从来都是内生的。

人员：复旦大学：冯潇然、毛春伟、杨忠新、金芮帆、王骁、顾奕君

南京大学：董轶群、葛慧、许光、阮陈诚、王永杰、姜峰

教师参与：冯川

主持人：冯潇然，发言人：毛春伟

一、一般问题辨析

1、气候异常是否真的存在，是否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是否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讨论刚开场，毛春伟同学便对“全球气候异常”这一“常识”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人类历史上曾经频繁地出现冰河期和温暖期的交替变化，目前的全球变暖可能是地球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现在我们可能处于向一个新的温暖期的过渡阶段”。董轶群同学也质疑“目前的全球气候异常是不是一定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是不是真的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对此，本科毕业于大气学相关专业的葛慧同学，引用气象学和热力学上的原理和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历史上确实存在冰河期和温暖期的交替变化，但目前的全球变化也确实与人类自工业革命后的活动有紧密关联”，“可用气象学上的熵值原理来解释目前极端气候频繁出现的原因”。

在这些问题上，本小组达成了这样一点共识：气候异常确实存在，且人类活动是引起该变化的重要原因，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弊大于利的影响。

2、环境主义VS经济主义

人们一般倾向于将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似乎要么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要么牺牲经济发展来保护环境。对此，王骁同学引用相关数据，认为保护环境其实对经济宏观面的影响很小，并不必然表现为两者的对立。冯潇然和顾奕君同学则认为，这样的观点可能过于乐观，比如经济结构的转变成本可能会很大等。在该问题上，本小组觉得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性，但成员间关于环境主义与经济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维度的认识。

3、民族主义VS全球主义

该议题上，金芮帆同学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是把自己看成是发展中国家的人还是全人类的人?”，“如果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发达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大；”，“如果是全人类的人，那么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的责任”。阮陈诚同学等相应地提出“我们（发展中国家）不能因为做的恶不够多而不承担责任，不能等我们做的恶与他们一样多后再去承担责任”。 在该议题上，本小组认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应该从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应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

二、国际机制的建立

本小组经讨论达成了以下三点共识：

1、基于气候问题的全球性和治理的困难性，各国基于理性主义，在该议题上有合作的意愿，同时也认识到合作要比不合作好，合作有利于该问题的有效解决。

2、各国的合作可以通过某种国际机制来实行，而这种国际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3、鉴于目前国际社会仍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现行的国际机制的不完全有效性、集体行动的困境、搭便车心理等，各国虽有合作意愿，但是在具体落实中却未必能有效合作。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在短时期内无法建立起来。

虽然本小组认为有效地治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在短时期内无法建立起来，但是本小组还是讨论了将来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所应遵循的原则，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1、结果导向型

这样的一种国际机制应该是结果导向型的。通过该机制的具体实施，全球气

候异常能够有效遏制，甚至改善，最起码的要求是不再继续恶化下去。而这样的国际机制的建立，就不应该以意识形态等为主导的。

2、权利与义务相平衡原则

要重点处理好三类国家的关系：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源

出口国和能源输出国这三类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国由于拥有全球性的利益，目前的全球气候变化总体上对其全球性利益是有害的，因此大国应该在全球气候治理上承担更多的义务。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由于人类活动而排放的二氧化碳中，发达国家占了7/8，因此发达国家应该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与义务。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要照顾不同类别的国家的根本利益的需求。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是谋求发展，为本国国民谋求福祉。这样一种诉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得到尊重和体现。目前的人为活动而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了很大的比重。而由于化石能源在全球分布和消费不均，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能源出口国与能源进口国两类国家。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要平衡好这两类不同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3、消费与生产相平衡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国际分工与合作，各国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往往返销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消费了这些产品，但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环境污染等却留在了发展中国家。目前的CDM机制，也主要是对生产者进行征税，而未对消费者增税。这样的机制明显忽略了对消费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冯川老师认为，消费与生产的相平衡，“将明显地影响（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配额”。

4、制裁与补贴机制

王永杰同学指出，“目前的全球变暖其实对某些国家是有利的，比如俄罗斯，

其永久冻土带由于全球变暖而可能变成可耕种地带，这对俄罗斯是有利的。”如何使受益者对受害者进行某种形式的补贴，应该是该国际机制所应遵循的原则之一。

冯川老师则以《纽约公约》为例，指出“某个国际机制的有效与否，与遵守者受到奖赏、违反者受到惩罚、未参与者不受益有直接关系。”将来建立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应该“赏罚分明”，对积极参与与落实者进行补贴，对违规者进行制裁。

三、其他可执行途径

虽然在短期内建立有效的国际治理机制存在很大的困难，但是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并非无能为力，可以以其他方式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做出贡献。本小组提出了三条认为具可执行性的途径：

1、提高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度

本小组认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在防止核武器的恶性扩散方面起到了相当相

当积极的作用，同时认为这跟人们普遍认识到“核武器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威胁”有莫大的关系。本小组同时认为，这种在核武危险性问题上的认识，可以借鉴到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来。“说到底，现在全球暖化为什么没有引起大国们的普遍担忧，是因为全球暖化目前只会淹没马尔代夫等小国。” 冯川老师提出这样一点。

王骁、顾奕君、冯潇然等同学则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指出了不同国家在该认识度上的差别。“美国人洗澡用的热水是在一个大水箱里加热的，并保持24小时恒温的”，“而日本人则是使用柠檬头式的加热方式，只加热马上就要用的一小部分水”。这虽然是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但还是跟认识度有很大的关系。

本小组认为，提高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度，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有很到的益处，而且是一条必经的道路。

2、加强区域合作

由于全球集体的内部无序性和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各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上陷

入一种集体行动的困境。鉴于欧盟在解决区域无序性上的作用，和其为成员所提供的地区性的公共产品，本小组认为区域性的气候治理机制可能是建设全球性气候治理机制的捷径之一。如欧盟汽车O1、O2排放机制，京都议定书下的美加共同机制等。区域性的气候治理机制比全球性的治理机制在解决成员之间的分歧性可能性更大，同时区域性的气候治理机制的建立，可以减少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建立过程的实际行为体的数目。区域性的气候治理模式也可为全球性气候治理机制所借鉴。

3、个人的一些行为

毛春伟同学以素食协会的传单内容为例，指出个人也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为全

球气候变化的治理尽绵薄之力。“每生产单位肉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同单位蔬菜的一二十倍”，“欧美人每年使用的肉牛约为13亿头牛，而这些牛排放的屁中含有的甲烷量约为1亿吨，这对气候变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