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特会’评估与中美关系展望研讨会” 4月8日在上海举行。研讨会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主办，文汇报社、新民晚报社协办。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引起全球关注，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对“习特会”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并围绕两国经贸往来、地区事务、反恐安全等方面就中美关系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分析和深入探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吴心伯主持会议。他说，从本次“习特会”的成果来看，中美两国领导人及相关团队已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此次“习特会”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确立了积极的基调，勾画出建设性路线图：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扩大多领域合作，谨慎管控好分歧。

“习特会”进一步确立了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的机制性保障，构建了四大对话机制；中美两国在具体问题上展开了一定的正面互动，中美两军的交流与沟通也将继续得到发展。总体来说，此次“习特会”实现了与特朗普政府的顺利对接，中美关系初步实现了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的平稳过渡，取得了新时期对美外交的成功开局。这次会晤取得的成果比我们预期的要高。

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发现，特朗普并没有纠缠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竞争等问题，显露出对中国颇具好感，他的工作团队也多为务实理性派，强调“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对于“习特会”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主要处理好三大问题：一要保障四大对话机制的顺利展开，实现全面对接；二是在经贸问题和朝核问题上要取得阶段性进展；三要确保年内特朗普的访华之行取得成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何建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王联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汪晓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朱杰进表示：

此次“习特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定位中美两国关系，明确领袖历史担当，清晰合作正确选择，规划沟通协调路径，展望未来发展前景。可以说，这次会晤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美好预期。

制衡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和即和平，和则共安；二是合即合作，合则互利；三是斗即斗争，斗则两伤；四是破即破裂，破则相害；五是友即友好，友则双赢。这次“习特会”的积极成果，是在诸多选项中确定性地指明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为和平、合作、友好。当然，中美关系不可能没有竞争甚至于必要斗争，但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应当“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促进中美关系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习特会”后，中美两国将过去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扩展为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人文对话机制。这个全新的综合对话机制既延续了原先的机制，又作出了一定改变。与原先比，新机制的议题更加广泛全面；政治级别更高，受到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监督；中美双方对于机制的控制能力也更加均衡。当然，这四个对话机制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我们可以在新的机制里面适当嵌入议题，比如网络反恐、应对虚假信息传播等都是美方非常重视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分享成功的经验。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下阶段双方要利用好四大对话合作机制，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贸易投资、外交安全、执法网络、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让两国人民从中美关系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王联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表示：

中美经贸关系是此次“习特会”的一个重点议题，双方都是有备而来。会晤为推进中美贸易和投资进一步讨论搭建起了框架。

中美双方都非常重视“百日计划”，但磨合对接过程中摩擦也会相应增多。美方向中方提出了四大关切：产业政策、农业、技术、网络。其中前三个关切都和经济有关。产业方面主要表现在汽车、钢铁等领域；农业政策方面，中国对美国农产品进口还有很大空间；技术层面集中在知识产权领域。

而中方也相应地提出了经贸领域的四大方案：双边投资、双向贸易、能源以及基建问题。具体来讲，中美可以通过大项目方案的制定来扭转双向贸易的失衡；而在能源领域，中国可以开放国内市场，和美国开展传统能源合作，同时加强两国地方能源合作；在基建领域，中国也准备了相应的方案。

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为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有了这些新型的合作机制，相信中美关系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钟振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震表示：

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美方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已经释放出互信的信号，“习特会”对中美安全互信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安排，包括保持两军各级别交往，继续发挥亚太安全对话磋商机制的作用，新建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平台，商定年度交流合作项目等。

朝核问题也是此次“习特会”的重点议题。中美双方表达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同意加强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过去一段时间内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在该问题上，中方同意美方对于形势严重性的判断，而美方也理解中方的忧虑。

不可否认，中美两国在重大安全和敏感问题上存在分歧和对立，而海洋安全无疑是两国一直以来存在对立和分歧的重要领域。在海洋安全问题上，中美两国目前对国际规则的理解存在分歧，特别体现在对《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理解和运用上的差异。

这在海洋自由上特别明显。即国家在其他国家管辖海域内实施的海洋军事活动，存在“自由使用论”与“事先同意论”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但不管如何，海洋应用于和平的目的，则是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但由于何为“海洋和平利用”并未作出任何规定，如果以结果为导向予以判定的话，则其活动目的事先是无法预知的，所以针对海洋军事活动问题事先进行必要的沟通和协调，尤其是遵守两国先前达成的共识和缔结的协议就特别重要。

对于海洋安全争议问题，中美应运用外交安全对话机制予以协商解决，以尽力达成共识和理解，并以此为基础为相关国际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历史责任和现实担当。

尽管两国元首达成了以互相尊重、建设性方式处理重大安全和敏感问题的共识，但在今后的发展和实施过程中仍会遇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挑战，包括来自第三国的影响，所以中美两国坚守利用外交安全对话合作机制处理重大安全和敏感问题的模式，则是应该坚持的。换言之，中美两国切实遵守两国元首间新近构筑的对话机制并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性成效，是国际社会追求的目标和愿景。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这次“习特会”的成功举行，在世界各国和人民面前展示了大国领导人之间会晤交流、沟通协调、达成共识、建立互信的良好效果。这表明，面对世界不确定性叠加风险，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共识磨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习特会”的积极成果，并将对未来构建中美友好大厦发挥推动作用，也必将会给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人类发展提供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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